銀娟的城市花園

親愛的朋友們，

    下面這封信，是我的朋友寫給我們幾位老友的。她在信中所提到的吳爸爸，工作態度不但非常敬業認真，而且他所做的馬克杯，品質真的很好，我跟他訂做了10個，每個都設計得非常漂亮！

    現在剛開學，他們馬上又要面臨一筆不小的學雜費開銷。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們，能跟吳爸爸訂做馬克杯，相信你們一定會很滿意的。

銀娟

       第一次看見酒糟先生，是在英格蘭小鎮的一間版畫教室裡。他是那裡的技工，負責協助學生製作版畫。及肩的亂髮，滿頰的鬍渣，滿身酒味的瘦小身材長年套著一件皺巴巴的圍裙式工作服，一點也不像典型的英國男人。
     
     然而，留學生對他的風評卻相當不錯，因為他比其他師長親切熱心。只要我們操作機器遇到問題或闖了禍，都會去找他求救──其他技工是不會手下留情的。甚至到了放學時間，若酒糟值班，我們還可以稍微拖一下，把版畫做到一段落了再離開，不用面對一張急著下班的臭臉。
    
     那段留學的日子裡，每當大夥兒聚聚，痛罵學校不合理的規定與師長時，酒糟就是這話題裡令人感嘆的破折號──雅皮打扮、滿口藝術理論的系主任，其實是個心機深沈的政客；而穿著雜亂、滿身酒臭的技工，卻是個熱情助人的天使！人，真的是不能以貌取人啊。
    
     直到那年暑假，我對酒糟先生的認識，才又進入新的階段。常跟同學一起午餐聊天的酒糟，偶爾會邀人去他家開party，順便看看他的版畫作品。然當謠言開始四竄時，我們才發覺，天使，可能只是個寂寞而感情用事的中年男子…那二三位先後拒絕了他的追求的德、法學生，先後遭受冷淡的對待，甚至刁難。而少了機器設備，不知她們還能去哪做版畫？

　　蠟燭小姐，並不是什麼賣蠟燭的人，而是我在英國念書時的一位南韓同窗。每次想起她，我便彷彿看見那一襲白睡衣、捧著蠟燭，獨自隱沒在漆黑中的身影。
　　
　　記得第一次跟她接觸，是我下樓參加宿舍同學的party時。當時那樓層的每一戶都燈火輝煌，人聲鼎沸，獨獨一間卻黑暗死寂如同鬼屋。經過窗口時，我瞧見裡頭有人捧了一支蠟燭，飄忽移動的身影，宛如一縷遠古的幽魂。我不禁好奇，那裡面住的到底是怎樣的人？
　　
　　因此，我暗暗為她取了個蠟燭小姐的稱號。她是太陽一下山便要就寢的人，從不開燈也不用暖氣，連半夜如廁都只用蠟燭照明。有時在校園相遇，她對黃種人總是愛理不理，對韓國同胞也很冷淡，成天只跟班上兩個德國女生黏在一起。日子一久，亞洲人都對她起了反感，我自然也不例外。
　　
　　深冬某天，放學時我看見大門口圍了好些人，湊近一瞧，原來是在看蠟燭小姐的插畫作品。像梵谷般狂野的筆觸，馬上黏住我的目光，那熾熱跳躍的色彩，彷彿磁鐵般把我緊緊地吸住。圍觀的同學越來越多，雖然人人凍得鼻水直流，大家卻像著了魔似的，沒有半個離開。

     光頭先生其實並非光頭。只是他的頭髮禿得太嚴重了，討厭他的我們，便老是在背後戲謔地稱他大光頭。
    
     其實，光頭先生是我在這所學校第一個認識的人，因為他是我們宿舍的舍監。剛到英格蘭這個小鎮、拖著兩箱大行李報到的我，一開始對他的印象還不錯。一張圓圓的臉，白膚碧眼，頂著微凸的啤酒肚，笑起來有一種中年人的和氣，讓我慶幸自己的留學生涯有了美好的開始。
    
     只是，這個美夢很快就幻滅了。因為，跟我們一樣住在宿舍的他，不知為何就愛到處視察，一天到晚管東管西，彷彿他所負責的並不是一棟研究生宿舍，而是一所軍營。大家常會私底下打趣說：那個40歲的光頭是不是單身生活太無聊了，所以老是來找碴？哪個好心人去救救他吧！
    
     每兩個月他就整潔檢查一次，馬桶刷得不光亮便警告。防火演習一搞就三小時，每個人都被趕到廣場發呆。最神奇的是他三不五時就來個臨檢，看看我們有沒有隨手關門：廚房的門，臥室的門，衛浴的門…無論天氣多悶熱，室內多不通風，只要我們沒把門隨手闔上，就處分。

　　稱他作模糊先生，是因為自己一直記不得他的長相。每次回想起此人，腦中浮現的輪廓都很模糊，但心情卻十分複雜，所以，姑且喚之模糊先生吧。
　　
　　初遇模糊先生時，是在紐約某個初秋深夜。那是高約一米八，一頭短髮的壯碩黑人。由於他坐在燈光昏暗的路邊，倚著個破包袱休息，就跟普通的流浪漢一般，並未引起我的注意。

　　那時，我才在曼哈頓某家小店採購完大批日用品，正拖著兩包沈重的大布袋，疲倦走在街頭。而他，忽從路邊冒出，滿臉笑容地說要幫我。我不知該如何拒絕，半推半就中就給了一個袋子，但他卻堅持兩袋都要他扛。
　　
　　我知道，在這個夜深人稀的夜晚，剛到紐約唸書的自己，應該多提防陌生人的。然而，他看起來是如此親切熱情，我只得讓步了，兩手空空，帶著一個黑人走向家。

     那天晚上，臨時起意，我和先生興沖沖地跑去台大看小劇場【哥本哈根】的演出。
    
     坐在台下，默默看著舞台上三個主要演員的演出，感覺時光好像又回到1999年底，我在英國碩士畢業、即將回台的那個初秋。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算一算，竟然已經有八、九年。
    
     那年九月，我通過碩士考，距離畢業典禮還有兩週左右的空檔，便趁著這機會，跑去蘇格蘭自助旅行了一趟，又抽空去倫敦看了不少展覽。離開前夕，我想把握機會看看英國的小劇場演出，就在某個逛完倫敦的黃昏，來到他們聚集許多小劇場演出的地區，(有點像是紐約的外百老匯，)站在大看板前仔細瀏覽各種海報。其中，有張青藍色的海報很快就吸引住我的目光，那是一個簡單的舞台，聚光燈下只有2男1女共三個演員，中央一張桌子與三張椅子，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道具了。我直覺就感到這必定是一齣好戲，便毫不猶豫地買票入場。
    
     那是關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兩位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波爾(Neils Bohr)、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以及波爾之妻馬格麗特(Margrethe Norlund)的三人對話，嗯，更精確的說，是他們鬼魂的對話。波爾與海森堡原本是師生關係，情同父子，但二戰期間他們身處兩大敵對陣營，在1941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波爾的家訪問後，兩人的友誼從此結束。當年，他們到底談了什麼？哥本哈根會談的真相，一直是歷史上的公案，一段無解的謎團。而身為德國物理學家、參與希特勒原子彈計畫的海森堡，以及身為丹麥猶太人、後來參與美國原子彈研究的波爾，他們之間究竟誰沾染的血腥比較多？科學家有權為了他們自認的人類福祉而封鎖知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