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遊 - 家，是最政治的事。那瑪夏回家。記。

September 16, 2009

家，是最政治的事。那瑪夏回家。記。

按：消息傳來，說政府要趕環境調查的進度週內完成，話說恰好有幾位部落的男人日前曾下山來看家小，指點了剛搶通的泥濘不堪的上山路，那瑪夏的幾位朋友便決定趕在官員前頭回家瞧瞧。時間是二○○九年九月七日至九日，同行者，除了耆老翁坤帶領的幾位部落朋友、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的工作人員，還有包括馬耀在內趕來支援的數位外地友人。因為自己的原因，拖了整整一週才草率了寫成了文字紀錄，和一點感想。

我們從高雄仁美營區（是九曲堂的營區，不是仁美的金防部後勤營區）坐上台中救難協會前來支援的幾台四輪驅動車。台二十一線，幾乎全斷了，每座山頭幾乎都從頂上坍了下來，嚴重的，像被什麼咬了一口。滿目瘡痍，只能從杉林鄉，繞過水庫，往錫安山後面的山陵，走採竹筍的路進山。

泥濘路，幾乎都只有一台半的吉普車寬，走走停停，大約花了五個小時。景象很荒，但越接近村子，就遇到越來越多的藍色小貨車，載著肥嫩的生薑，或綁著機車擦身而過，送著一車又一車的「物資」下山。

失語

大衛。我們上山後遇到的第一個親口述說經驗的人。

「嗄！…什麼都沒有了，我看，那邊什麼都沒有了。…我背著我媽媽，我從泥巴裡面把我姪子拉出來。..看那下面…什麼都沒有了。」大水那天，大衛背不動母親，因為泥水太深。但剩下一口氣，拖著母親，抱著姪兒，硬是從溪邊的工寮爬上岸邊，撐著活了回來。我們想問他大水的時候他在做什麼，他只能一直重複著說「…都沒有了…」。他讓話語停在這裡，轉身離去。

不能理解那種驚恐，是怎麼讓一個人失語。走去較高的地方，我也只能想像，溪流怎樣變成了陡峭見底的斷崖。隘口被岩層夾住，土石噴衝了下來，順著山勢切到了溪底的岩盤。看不見工寮，連泥巴都沒有了。

守護

翁博學。卡那卡那富文教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他指著撞穿了洞的鐵皮牆，說家當損失了幾十萬。我沒有發覺破了洞的牆，因為在黃昏的沒有電的昏暗棚下，牆壁是緊實的，塞滿了樹枝碎石。

「可以說..很惶恐」。他想了很久才擠出這幾個字。翁博學說，很多人跟他一樣，一生的家當都在這兒。風災發生的時候，除了必須定期領藥看病的人、或者太年幼的、帶著年幼孩童的族人，或者受傷的，其他的人都留下來了，沒有坐直昇機下去。災後立刻著手清理。估算了損失，也知道自己還剩下些什麼。對於翁博學來說，造成他焦慮的主因，是在這剛通了路的山上，沒有暢通的訊息管道，沒辦法知道政府又做了什麼決定。

他說，在山上，並多是受災的人，下了山，那些災民其實是逃難，是難民。由他的話我理解了，我看見的運送機車下山，具有什麼意義。許多人的財產都還在山上，路不通，這些財產就成了廢物。

只要能夠下山，部落的人就會幫忙把能移動的（而且能夠進的了安置區的）東西載下去。摩馱車在這個意義上就顯得異常重要了。移動的能力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山下，他們什麼都沒有了，但是有了機車，至少部分的人還可以去做他們原本在高雄市區就有的工作，可以聯繫高雄的親友。而那些農作物，其實也就是顯示了他們還具備生產能力。

幾天後下山，我們同樣也在路途中遇見了收集芒果的族人，正準備把大自然的禮物給實現。「路一通，電就來了，大家就會回來了」他很有把握的說。

最後一塊地

當然，我相信並不是每個部落，都與民生村一樣，大部分的聚落都還保持完整。那瑪夏第一村，正在抗爭著不要在自己的手中將土地送給慈濟的民族村，就幾乎整個淹沒了。民族村與小林村的差別，只在於死傷的人數。

同樣被從隘口衝下的沙土石塊給毀了整個村。看見滿街被巨石摧殘的被石土填滿了的汽車群，我漸漸感受到了大衛的失語。原來，被汽車衝進去的是不是一樓。我所站著的地方，若非二樓高，也有半層樓。

倩玲毫不激動的帶我們看完了民族村的整個佈局，途中我們見到另位年輕人，他被長輩吩咐不定期回來巡視。

風災的空間感，和地震其實是不同的，地貌變化比起地震無不及，但是地上多了東西的地方，你不知道該往哪裡清、該不該清，地下少了東西的地方，你也不確定地盤還會不會繼續消失。可惜的是，我們的許多單位的救難經驗，本身也都制式化、量產化了。但是，同樣一種科學計算的邏輯，卻算不了民族村的舊部落，兩權平台，是否能夠居住。官僚延宕回家的選項、忽視回舊部落的可能性，同時卻縱容權力的柔軟面，逼迫原住民進去城市變成原子化的個人。

日常

上山的第二天，剛好是物資上山的日子。但在物資直昇機之外，還來來回回非著五、六架次的直昇機，不知道在高空巡視些什麼。

颱風遠離，能清除的都清了，除了沒電、水要自己去溪的上游接，以及路不通以外，部落幾乎恢復了日常運作。靠著發電機、蠟燭、手電筒、山下運來的果醬之類物品，再配上自己種養的果菜、牲畜，大致可生活。

巧的是，就在我們上山的這天，部落的人因為早上拿東西去給更高山上的漢人朋友救急，那個漢人於是送了兩隻山羊，因此讓我們有機會看見部落的人紛紛前來分肉。分完了肉身，晚上聚會的時候，年輕人們把最珍貴的、清洗乾淨煮熟了的內臟，與頭目、長輩，和我們分享。

今晚，就和部落已經恢復了許久的晚上一樣，村里群簇著許多聚會。而一些老人、中年人也來與山下來的聚會。這是山下的人第一次回到山上。雖然偶而可以靠發電機看電視，而中華電信的基地台也用發電機維持著間斷的通訊，但這是第一次真實的聚會。

保育

慈濟大力批評原住民破壞山林，但是坐在這兒的頭目翁坤卻不是這麼說的。問起怎麼辦，他猶豫了一下，說「不知道，開完會才知道，但是我們會慢慢來。」

翁坤和一群年輕人幹起溪流復育已經好一陣子了，溪流已經儲備了手臂這麼長的魚兒。「去看了，都被沖走了」他說。「青蛙都不見了，連螃蟹的腳也沒有了」旁邊的年輕人補充。作為南鄒傳統文化延續的重要一部份，民生村的一些人早就知道保育溪流，甚至設立了保育站，全族全年無修輪班看守。相較於那些宗教醫院，將內湖的保護區變更為醫療用地，部落更有自覺。

這次山崩的這麼嚴重，最快速簡單的辦法就是怪罪於原住民濫墾山林。但這也是最無效的答案。早先我已經說了，內山滿目瘡痍。許多重著竹子的山坡都都塌了，然而也有許多沒塌。許多種著樹木的山坡同樣也塌了、被沖壞了。原因的判定需要更深入確實。但絕對不是坐著直昇機草草繞兩圈。

社會目前正使用一種幼稚化的邏輯在看待原住民、難民。其實原住民與漢人的生存邏輯並沒有這麼兩極。許多山坡都領取政府的補助，種起了保育林，然而政府部門的計算方式、認定方式確有問題，很多時候只是因為當地沒有冒水就不予補助，這樣的草率擠壓了原住民的生計。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應該住在山上。就像我們若要要求沙灘旁的漢人把魚池改成防風林，也得給補助吧？要叫超抽地下水的區域禁止使用地下水，政府就得補貼，不然就要供應足量適價的水吧？就連把城市的保護區變更成住宅區，也得重新調整都市計畫，給市民一個交代。

翁坤回到山上並沒有感傷。他走透透去看部落的孩子誰在誰不在。他要確定大家都在。就像在山下分豬肉的時候，他也要親手把大骨送到每一家的手裡。到是同行的我們要擔心，在這沒水沒電的地方，要是翁老性起鑽進工寮或山上的什麼地方拗著不要下山，我們沒辦法跟山下的族人交代。

復原

漢名溫顏美娘的布農族媉瑪，八十多歲了，並沒有下山。她的兒子在別村當牧師，也在救災，但她甚至沒有跟小孩聯繫。沒有電，沒有電話號碼，沒有辦法。

倩玲當我們的翻譯，請教了她對於搬家的看法。她很沈穩的說，遷村，沒有這麼簡單，她小時候就曾被政府遷村；沒有土地沒辦法生活，她不願意讓政府徵收土地。她說她知道民族村願意遷村，但是「應該往前看，人的一生會怎麼樣，天已經注定了」她說。應該要看未來，我們還有孩子，失去土地這些小孩沒有家可以回；沒有土地給他們蓋房子。

似乎從文化的角度，更令她擔心的是「很多老人都不在了，不知道年輕人要怎麼生活、學習、教育下一代」。而且「老人家的話都不聽了，怎麼教自己的小孩？」她說。

馬耀問到她自己的時候，她很簡單的、笑著說「我不會說漢語，叫我去山下？」今天，IsPaparan家的人正在屋簷下杵玉米給牲畜吃。雞阿、羊阿，都走失了，只好杵來自己吃，但是今天的不是做玉米粉，只是弄碎了給剩下的幾隻雞來吃。

責任

因為某些原因，這次上山的形成只有短短三天兩夜，算是起頭。下山前，翁坤念念不忘他的承諾，要把我們從山下帶上山的二十斤糯米搗了一部份做年糕，再帶回山下給他的族人們嘗鮮。而這個時候，部落的幾位中青，要出發去開阿里山的路了。阿布娪笑說，那瑪夏的，自己的路不通，卻跑去幫阿里山開路了。

我不知道別的地方，但我猜是相似的。原住民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他們知道一個家庭的需要、教育的需要，她們也知道部落、文化的需要，同時也知道原住民文化在這與山林溪流交往的過程裡，部落與自然各自的需要是什麼。

反觀我們的台灣政府，我懷疑他們說的是什麼語言，我都聽不懂。從災情傳出的第一時間，由於沒有發佈緊急命令，馬英九其實已經閃掉了自己的責任了。後來看，內閣改組很順暢的加速政府擺脫責任。如果所謂責任，只是換人，未免太簡單了。同時，對於這批山上的合法住民，政府也沒有負擔它應負的責任。用翁博學的話來說，「兩把刀架在脖子上，路不通，又逼著選擇」。公共設施設備，是政府的責任，巧的是，政府同時把自己的另一個責任像是做業績一樣的交給了慈善團體。

慈善團體本來就是這樣的，他們活在剝削理論最基礎的一層，只看見大批抽離了土地的人，活生生的送給他做工人，活生生的送給他們當績效產品。是的，我們需要房子，我們需要物資，但是，我們要決定權，不要假道德之名行壓迫之實的壓力。

災區至今仍然在等政府完成他的責任。環境，需要細緻的深刻的調查，這不是一週一個月可以完成的事；永久居所也不是三天兩週可以完成。所以，我們需要中長期的臨時安置。請注意，是安置，不是管制。政府應該要幫助日常生活機能的復原，否則原住民也會自己動手載東西下山、自己開路。別忘了，那瑪夏往阿里山的路，也是原住民從山裡盡了一份力的。

內閣改組之後，原先的霸道並沒有具體有所改善，所有的會議、行程，都還是高官的事。然而政府已經學會了進步的語言，把女性、當地代表放進去。可惜都用民代的名額填充了。

面對馬英九式的棉花糖招數，以原住民文化來進行抵抗的策略好像招數也使老了。剛開始的時候，的確需要一套語言，強調原住民的邏輯，來抵抗技術裡性的粗暴，但是漸漸的，似乎也該從原住民文化自身現代化的角度，來考驗原住民菁英的能耐了。畢竟，原住民不是遺世獨立的。原住民的菁英是與主流社會重疊的，原住民的部落是需要國家的資源的。面對文化的摧毀或重建的難題，我作為外人不能多說什麼，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問題不是凡事以原住民為口號便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