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黃瀛寰
原登載於《台灣現代詩》第18期
特輯書寫楠溪生態之美
黑天鵝-一根漂流木的自述 黃瀛寰
你不知
我來自何時何處
而我
早已呼吸
亙古清新的氣息
狂風的巡禮
雷電的巡弋
原登載於《台灣現代詩》第18期
特輯書寫楠溪生態之美
楠溪生態簡介 蔡秀菊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成立的第二座國家公園,也是唯一有高山國家公園美譽的園區,除東北亞最高峰玉山主峰(3952公尺)外,海拔3000公尺以上列名台灣百岳即達30座,堪稱台灣的屋脊。高山峻嶺是一般人對玉山國家公園的第一印象,但是攀登玉山的朋友,可能不太留意在塔塔加鞍部的玉山登山口右側,另有一條蜿蜒而下的楠溪林道。當山友駐足塔塔加鞍部時,可能不知道自己正跨足在台灣西南兩區的分水嶺上!北向溪溝為沙里仙溪上源,溪水流至東埔匯入陳有蘭溪,為濁水溪的最大支流;南向山溝屬楠梓仙溪源頭之一,??溪流越過千山萬壑,匯入南台灣的高屏溪一路流入海洋。沿著坡道蜿蜒曲折而下的楠溪林道,植物相多變化,野生動物活躍,儼然成為玉山國家公園內的自然生態秘境。
楠梓仙溪林道在1950年代開闢,全長34.5公里,於上東埔山莊阿里山鐵路的塔塔加線終點起,繞經塔塔加鞍部,下至楠梓仙溪谷,再跨越主溪流持續往南延伸至海拔2730公尺的梅蘭鞍部止。國府時代為開採楠梓仙溪林區木材之需,設立楠溪工作站(「楠梓仙溪保育研究站」前身)。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於1985年成立後,楠溪林道於是轉型為自然生態資源研究樣區。自2002年起由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楊國禎副教授帶領團隊,在楠梓仙溪林道內從事森林永久樣區調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學組副研究員邱少婷博士投入該樣區內之蔓藤植物、寄生植物、附生植物等之調查研究,累積長期研究成果,提供國家公園管理規劃之基礎。
經多年之探查與研究學者建議,於2008年3月報經內政部公告,將一般管制區之楠梓仙溪溪谷以南地區,專案變更為生態保護區,彰顯該地區珍貴之生態資源,並透過法令加強保護該地區之生態資源。此外,玉管處將林務局撤離後之楠溪工作站重新整修為「楠梓仙溪保育研究站」,不僅提供研究人員長期進駐,更進一步規劃擴展為「台灣中海拔保育研究暨生態訓練中心」。
楠溪林道四季風情變化無窮,不同情境產生不同迴響,從楠溪林道所看、所聽的點點滴滴,山羌、黃鼠狼、台灣水鹿、台灣彌猴、飛鼠、中海拔樟殼林、愛玉子採集……,無一不是文學創作的良好素材。由學術研究、保育教育、野外調查訓練、甚至人文寫作等範疇觀之,楠溪林道提供彌足珍貴的自然生態資源。
在多方面的努力之下所累積的成果,配合管理單位的用心,在政府大力推動生態旅遊意涵之下,民眾親近山林與鳥獸為伍,此次盼由文學創作者提供心靈感受,可書寫大地情懷。辦理「2009書寫楠溪生態之美」活動,邀請台灣現代文學作家親身體驗楠溪林道自然景觀,透過詩人的心靈感受,用筆尖呈現楠溪生態之美,讓許多人知道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美麗天堂祕境。
原登載於《台灣現代詩》第18期
台灣文學的俠客陳坤崙 鄭明
一九八一年夏天,正當國內的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專制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政論雜誌的查扣屢見不鮮,甚至連文化性的刊物也不放過。於是,就在傳聞《台灣文藝》也即將被查禁時,南部作家為了保存本土文學的一絲命脈,擁有發表作品的一塊園地,終於有了《文學界》的誕生。
八○年代的台灣文學正面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一九八二年一月《文學界》的創刊,的確引起國內文壇的矚目,正如葉石濤在第一集編後語所寫:「我們希望台灣作家的作品能夠有力地反應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的真實形象,而不是執著於過去的亡靈以忘恩負義的心態來輕視孕育你、供你乳汁和蜜的土地與人民。…我們希望作家認真地生活,堅持道德價值觀念,突破禁忌,勇敢、自主地寫出你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體驗和感受。」《文學界》的理想與抱負,獲得作家廣泛的迴響。
《文學界》自創刊到停刊的七年之間,共出刊二十八集,它的歷史定位和成績,自有文學史家評斷,身為《文學界》的主要參與者,不敢置喙。但我們要感謝《文學界》的奉獻者,包括葉石濤、許振江、陳坤崙、曾貴海、彭瑞金、施明正,以及其他出錢出力的人,由於大家的努力,使得《文學界》在八○年代台灣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時刻,留下了深刻、珍貴的足跡。
在這篇側寫陳坤崙的短文,我竟繞了一圈,從《文學界》開始談起,原因是,我之所以認識、了解陳坤崙是從《文學界》開始的。話說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大概是在一九六八年左右。我記得是在送一位詩友到高雄鹽埕區的公路局北站(現已拆除)乘車時,遇見了坤崙。我正就讀大學,而他當時是一位高中生吧,剃著光頭,個子不高,黑黑的皮膚,典型的文學青年,手上拿著兩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我們只是寒暄,沒有深談,但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後,我大學畢業,回到高雄,在高雄市立醫院當住院醫師,也開始與高雄文友交往,像美麗島事件前夕,我們便常在莊金國開的「主流書局」聚會,或在我青年路的家裡,舉辦文學座談會。我和坤崙在學生時代有一個共同的運動嗜好,就是踢足球,這些也常為我們的話題。
《文學界》創刊時,由陳坤崙擔任發行人,第五期轉任社長,改由我擔任發行人,許振江任執行編輯。為了避免審稿的困擾,另設有不具名的編輯委員會。《文學界》出刊時,我已離開高雄市立醫院,遷至鳳山武慶二路開設診所。由於編輯部設在我家,許振江又住在附近,於是每期皆在我家開編輯會,決定要採用的稿件後,再由許振江負責編輯。陳坤崙負責印刷。因我家隔壁是郵局,寄書方便,所以每期的發行、讀者服務,也落在我的身上。《文學界》創刊初期仍採用鉛字印刷,坤崙將每期的初稿拿給我,由我與許振江校對。另外,我與坤崙在一九八七年我昔日住的青年路住處成立「春暉語文中心」,教導兒童作文,希望培養文學幼苗。因此,我們有了較多的接觸,也有進一步的認識。他的個性比我還內向,不喜歡出風頭,但只要是有利於文學的事物,他都會義不容辭地支持。《文學界》的經費,除了一部份由文友與關心人士的支持之外,主要是由我、坤崙與貴海三人負責。對於這二位文學兄弟的無條件付出,我的內心可說充滿了感謝。
《文學台灣》的創刊(一九九一),與文學台灣基金會的成立(一九九六),由於工作量不斷地增加,為了維持基金會的運作,實現推動台灣文學的理想,迫使我們不得不成立辦公室。經過一番評估、考慮,終於在二○○一年三月,借用坤崙印刷廠的一角,予以整修,而有一個落角之處。二十多年來,我與坤崙經手超過一百五十多本的雜誌、文學叢刊的出版,及數十個企劃案的執行。我們常互相研究書的版型、編排,也許有時兩人意見不同,但都能互相理解、容忍,也在一起討論中彼此成長。由於長期的資料收集,坤崙對於文學、史料的知識非常廣泛,他雖然不是學者,但他的見識寬廣,加上他的熱心助人,常義務協助研究者的資料蒐集,做一個幕後功臣。常聽他說,當有研究生急著要購買他出版的文學叢書,尚未見到劃撥單,便把書寄去,結果是對方書收到了,卻不見匯款。而他卻笑著說,既然對方需要,就送給他吧。另外,基金會或春暉出版社承辦官方的一些文學出版專案,也常出現虧損,但他都不以為意,只淡淡地說:「這些都是我們本來計劃要做的,虧一點沒有關係。」坤崙的瀟灑,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裡,我必須記上一筆他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的見證。《文學界》創刊後,他在五福路愛河邊的印刷廠,便遭受警總特務的監視。每到出刊前夕,便有人前往了解。《文學界》第五集刊有廖清山的小說〈隔絕〉,因內容寫到調查局約談的情節,特務便向上呈報。高雄市新聞處要我們刪掉其中某段文字。為了能順利出版,許振江便前往協調,最後由新聞處補償印刷費二千元。即使到《文學台灣》創刊,特務的監控仍陰魂不散,《文學台灣》在台北舉辦創刊紀念會後第四天,即有自稱「陳桂康」的人員約談坤崙。雖然一九八七年已經解嚴,但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並沒有停止。我在《文學台灣》第三期寫了一篇〈給「警總」的一則啟事〉,作為存證。
原登載於《台灣現代詩》第18期
詩人札記(十六) 陳銘堯
當我想到自己到底將呈現給世界什麼樣的作品時,一下子就從滿腦子想寫所謂的﹁好詩﹂的妄念中驚醒過來。想寫出﹁好﹂詩的妄想,常常會在無形中誤導自己傾注真心的方向,使得自己太過用心於追求著所謂﹁好﹂詩的那些枝枝節節或趣味,反而忘記了應當更為重要的﹁寫什麼﹂的核心問題以及真實自然的本性。
詩不應該只是詩。詩的意涵,對我來說是文學、是藝術、是生命,而非只是狹義的有形的詩。詩人所追求的,不應該只是詩的生產,而應該是生命的境界更廣義的展現和探索。我覺得太專注於詩的寫作,有時反而會變成一種不自知的貧瘠和偏執。如果詩人太專注於﹁寫﹂詩,他很可能會把自己變得像一個工人或機器一般生產著所謂的詩。這樣寫出來的詩,往往出現重複的內容和結構,只是作者自己不易察覺其中的陳腐而已。久而久之,就像枉然地挖掘著貧瘠的礦坑,而渾然忘記了坑道外面更開闊更真實的人生和視野。而這樣被挖掘出來,也只是一些無用的礦渣而已。
因此,我時常感到一種拋開詩的寫作,甚至於拋開詩的閱讀的必要。那是一種回歸自然、悠遊天地的自在和開放,更是回復一個人最質樸、最單純、不造作的純淨感的生命境界,也是藝術的初心,道的境界。
雖然詩人也免不了有一段專心學藝的時候,有些詩作的過程也確實頗費推敲和雕琢,但是詩人更應該敏銳地覺察自己的心,並懂得回歸真誠和自然的性靈,讓詩自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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