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我的公共參與 ◎陳為廷
◎陳為廷
這是建台主編宜玲提出的建台校刊訪談綱要。以下是我做的書面回覆。算是草稿，還不完整。一些關於學生自治、學生與政治、教育、以及野草莓經驗的討論。有空的話看看吧：ｐ
一、就以之前在苗栗讀書的你來看，你覺得都會和地區學校對於學生事務的運作上有什麼不同？如果地區學校的學生想發展出類似都會學校的自治系統，你有何建議或看法？那麼學校給的環境有何差異？
「都會」和「地區」這種分法有點怪怪的，畢竟都會區裡的高中也有不同屬性，有「明星高中」、也有所謂「社區高中」；「明星高中」之間，和「社區高中」之間，每所學校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狀況。再者我也只唸過其中一所高中。所以基本上無從比較起，沒辦法告訴妳他們有哪些不同。
不過對於「環境」的部分，我倒是可以談一些觀察。就我所知道的，一般而言都會區「明星高中」裡的社團乃至學生自治活動，都比「社區高中」來得活躍。
首先，原因可能跟校方態度有關。比方建台設一堆「實驗班」，而且有「退場機制」，擺明了就是升學導向的學校；而我們學校比較特殊，因為每年的升學成績大概都是那樣，所以「升學」不會是學校的「推廣項目」（因為用不著推廣），而有餘力投注社團、投注班聯會。
於是兩者先天上就有了不同的限制。建中的學生可以一整個學期都在弄社團，請好幾十節公假、好幾科被當，也不用承受「轉班」的壓力，而在建台，做類似的事情可能要付上好幾倍的代價。
這是「學校裡的環境差異」。而在「學校」的背後，當然還有更龐大的「社會的環境差異」。像是都會區裡那些「明星高中」家長的社經地位都比較高，苗栗家長的社經地位比較低一些。這樣的階級差異會間接影響學生的時間分配。像是台北人可能下了課可以去補一個月好幾萬的習、或練舞，而有些苗栗高中生可能放了學還必須去打工，家裡才還得起一個月好幾萬的貸款，遑論社團活動。
這種差異而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擴大。比方我在台北，大家問我要考哪，都是問「學校」、或「學系」，回來苗栗親戚們則比較關心「考不考得上公立的？」；「明星高中」要考上公立學校不是難事，而社區高中可能就相對困難，有些人可能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考得上公立學校。若考上私立，對經濟狀況不佳的家庭無疑雪上加霜，甚至因此沒有升學的機會。
社會環境的差異於是給了「升學導向」無與倫比的正當性。因為「升學」才能考上公立學校、才能舒緩經濟壓力，所以家長都對學校的「升學表現」抱有相當大的期許，認為「學生的本分是讀書」而社團之類的全是「外務」。
如果妳問我為什麼建台、苗中生不出一個像建中這樣的學生自治環境。我會說，這是整個社會階級差異的環環相扣。
但這並不代表苗栗的高中不能、或者不應該有學生自治組織。只是社區高中的學生自治運作一定比明星高中艱難。你必須讓同學、家長乃至校方認知「升學」與「學生自治」不是對立的。身為學生自治的推動者，你必須對苗栗這種階級、經濟的困境與學生自治的基本概念有所認知，並且試圖達到兩者的平衡。
比方說，建中這種大量的公假堆疊起來的學生自治型態、這種龐大的官僚架構可能就不一定適合苗栗的高中，你可能必須想出一個相對精簡的方式去運作；同時，你也必須試圖打破「升學神話」，告訴大家學絕對該升、考上公立大學絕對很重要，但是要賺錢、要往社會上層流動，不見得就一定要考上法律系、從商、當醫生，高中時透過社團、課外活動探詢自己的志趣也很重要，而要要求學校營造一個「多元」的環境，則「學生自治」是必要的－－唯有學生力量先凝聚，才有與校方、與社會對話的可能。
二、建中可以說是帶起全台高中學生自治的起點，身為建中生的你對其中的學生自治制度上有何看法？是否可以簡單談談廢班聯事件。
嚴格來說，說建中是高中學生自治的起點是錯誤的。如果要說中學生的學生自治，至少可以回溯到日治、乃至國府遷台初期，那時左翼共產青年、或愛國青年中有很多都是高中生。比方施明德常常提起他小時候看到高雄市街上跟國民黨軍隊對幹、死得一塌糊塗也不留名的高雄中學生；或是白色恐怖時有名的基隆中學事件都是很典型的學生自治、或學生運動的例子。
要談台灣學生自治史，不能忘記那些死去的人。我有時覺得很感慨，因為跟當年那些人比起來，我們現在做的這些自治運動實在還蠻瑣碎、很消磨熱情。至於近代一些的，建中的班聯會發展可能真的比其他地方學校要快些吧，原因就像上個問題提到的，因為建中學生的經濟環境一直到比較好，當然也就一直有發展優勢。
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在制度上看起來很完整。班聯會三權分立，而且都由學生主導。但是規則的完備不代表同學的參與度就高。事實上，最近班聯會主席普選，好幾次都只有一兩百人投票、不達法定投票率。 （註一）
而關於學生參與低落的現象，校內有兩種處理方式，大致可用政治上的左右、民主理論中的「精英理論」與「審議民主」作區分。像偏右、相信精英的一派，基本上認為政治不需要過多人參與，所以訂出一個主席普選的法定門檻，如果投票率不超過15%，行政部門就由立法部門主席接管，等於是立法部門的擴權、有點偏內閣制；而偏左的人，則希望同學們都能盡量參與政治、參與決策，所以會用一些運動（movement）手段來讓大家關心議題。
我大概比較偏左。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參與決策。所以面對參與度低落，班聯會庸俗化、娛樂化的問題，我和當時的立法部門主席決定登記參選，以「廢除班聯會」為口號、發行大量文宣及網路論戰為手段，趁選舉期間拋出許多議題、帶動一些討論。跟我們競選的候選人也同時感到壓力，不得不提出與學生權益相關的政見以互相辯論。 （註二）
後來我們沒有選上。但是的確帶動了一些討論，投票率也比上一期選舉高出百分之十，算是達成了一些目標。後來上任的主席也可能因此備受壓力，而再接下來幾個校內議題，像是校長改選、社團之類的問題上有不錯的表現。至於後續的影響就說不準了，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觀察。這部分就交給寫史的人去評價吧。 （註三）
三、你為何會參加野草苺？你認為是什麼樣的環境（校內或校外）促使你參加這次的運動？另外，你覺得大學生和高中生的參與者之間有何不同之處？
我高二的時候主編校刊，其中一個專題是八零年代台灣的學運。那時候一直想找一個答案，就是：「為什麼以前的學生對公共事務這麼熱情，現在卻如此冷漠呢？」後來訪問了一些教授、學長，認識一些存活下來的學運社團，弄清楚八零年代和現代的政治、社會上的差異，並得知學生熱情仍在，只是他們轉入一些更底層的方向上、或者將力量分散到各個運動領域中，不容易被看見。 （註四）
這是影響我後來參與學運的背景。因為學運爆發後，很多參與者都是之前在學運社團認識的學長姐，我希望可以在這次機會中實習社會運動的運作、加上長期對學運的嚮往、以及那陣子對國家傾軋人權的憤怒，所以選擇投入運動。
野草莓中以大學生為主。高中生就我所知沒有幾個，參與的時間也不多。
至於大學生跟高中生政治參與的特性。我想大學跟高中的體制本來就不同、接受的知識訓練也不一樣。大學生在學院裡有很多理想性的理論灌輸，加上現在許多學院教授都是當年野百合的參與者，這種很清楚的價值上的黑白、與高度的理想性，加以大學生要翹課什麼的也比較方便，使得大學生的參與度高上許多。
而高中生接收的多還是通識性的知識。尤其亞洲、台灣的高中教育制度又比較死板，相對起來少有思辯的空間。所以就沒有大學生那種熟習理論而高舉理想大旗的土壤。歷史上我們看到高中生群起參與的運動似乎也是比較不談「理想」的，精確一點說是沒有「意識形態」，而趨向「泛道德」或「民粹」，如文革時「紅衛兵」喪失理性的領袖崇拜、納粹的青年團，還有紅杉軍XD。 （註五）
四、是否在野草苺之前就已經有接觸校外的社會參與？如果是，其中是不是有讓你印象深刻或覺得有趣的事件？
我高一下的時候負責的校刊主題是關於一個將被政府驅離的老舊聚落。那是我第一次與社運組織接觸。後來和學運社團的學長姐接觸，去過一兩次面臨拆遷的都市原住民聚落、和樂生療養院。一直以來都只是不斷觀察，說不上參與。 （註六）
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去採訪的那個聚落。隔天警察就要來攻堅驅離，我們幫一對老夫妻搬家。他們的東西很少，都用垃圾袋簡陋包著，我們一路顛簸著用手推車幫他們把東西搬到廟口，路上東西一直掉、整包洗衣粉破了，灑的一路都是。我們一直幫他們撿回東西，卻撿不回他們遺留在聚落裡的的幾十年時光。他們被強迫搬走後必須租一間新的公寓。老先生六十幾歲了還必須去工作。那天夕陽西下，老先生要上工了，而他們約好要幫忙搬家的朋友遲遲未來。老婆婆一人面對幾十袋雜物、和在一旁打轉他們不得不撇下的老狗發愣－－新家位在三樓，沒有電梯，他們當然也沒錢請搬家公司幫忙。
那次讓我活生生體驗到國家政府的暴力，碰觸到底層的階級問題。對我影響還蠻大的。
五、為什麼會想離開校園投入實際的社會參與？那麼你認為在校園內的運動和校園外的運動差別性最大的點為何？在校園內和校園外的困難處又分別為何？
會想多去觀察一下這些運動場合，一方面是因為採訪聚落的經驗讓我關心弱勢議題，一方面也是跟著學長姐在學習。思想上，可能也因為高二時讀過一些共產主義啊、左翼的發展史和相關論述，無形中養成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很自然地會去關注這些議題吧。
校園內與校園外運動的差異長久以來一直被討論。八零年代時，台大的校內運動都被視為比較「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偏向「自由主義」。他們要求學生要自主、學生有權力影響校方決策，這些其實都是在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強調人在學校裡頭的自我實現，並且防範學校這個「整體」對學生「個體」的傾軋。
而校外運動者則大多串聯左翼運動團體，參與農運、工運，下鄉去反對國際公司設廠污染。這樣的意識形態當然是偏向「社會主義」的。他們關懷的是階級問題。而在階級上，台大那群有錢公子哥兒自然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有錢公子哥兒搞的運動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在鞏固自我階級利益。 （註七）
兩者的差異在此。但事實上說不上衝突，頂多是因為兩者生長環境不同所造成的路線差異吧。會考進台大的當然社經條件較佳，而其他學校的學生可能家裡環境從小貧困、父母作農作工，一上大學接觸到馬克思，很容易就會左傾並且投身運動。
就我自己的而言。校內推動運動的困難，大概還是同學們參與的熱情低落吧，往往拋出一個議題來，大家不見得有跟著一起討論的興趣；而校外的運動參與，則一方面礙於我自己的生長環境離底層、農村不算近，加上理論上、歷史上的功課又還做得不夠，所以對校外運動上其實還不大能做出判斷。
六、這個運動，以參與者的角度來看，你認為面臨了什麼樣的困難？
大概兩大困難。一個是長久以來的政治偏見，以及組成成員的特性。
第一，整個社會被套進藍綠的邏輯裡太久，加上媒體的選擇性報導。整個運動很快就被抹綠、訴求被模糊掉。
第二，就是，這大概是台灣史上首次大規模的網路號召學運吧。跟以往動員形式不同：沒有社團、學生會的長期組織與動員經驗，來參與學運的人先前大多對政治、學運沒有概念。而為了維繫廣場上的領導正當性，必須一再召開冗長的會議、改選行政團隊，使得決策緩慢而且決策過程諸多缺失或顧忌。
其他當然還有很多更細緻的困難點，不過我想最後導致運動效益折損，大概就這兩大點。
十、以高中生的角度而言，你對現在的學生在參與社會實踐上或校園內運動的態度有何看法？（意思是有些學生似乎對追求大眾利益或權益上的冷漠）你覺得學生應該用何種方式、角色、態度來參與自身所在的社會？ 十一、以高中生的角度，你覺得這次的運動對你、學生及社會而言有什麼樣實質的意義？
七、這次的運動有什麼插曲或人物是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
印象最深的應該是那條「糾察線」。
從運動的第一天開始到很後期，靜坐、活動的場地外圍都會圍上一條糾察線。用實際的尼龍繩、椅子隔開，並且派駐糾察隊站崗，用意是不讓學生以外的人進入靜坐區，「維持學生主體性」。線外頭往往有許多公民注視場內。大部分是綠營支持者。
從野百合開始，「糾察線」就是學生運動一個尷尬的必要之惡。因為一方面你接受的捐款、協助都由這些群眾提供，但是你又拉起一條線隔開他們。的確，有些時候為了保護場內安全，糾察是必要的；在「政治正確」考量下，隔開這群高喊「阿扁無罪」的人是必要的。 （註八）
但線內學生自我煎熬、批判的是，有沒有人關心過，這群人到底是怎樣一群「深綠」、為什麼他們認為「阿扁無罪」？
運動後期，廣場的一側有一個建國黨的攤子，自己靜坐起來。那個角落常常聚集一些喊「阿扁無罪」的人。所以廣場上的學生也很少往那靠近。可能一方面是尷尬、一方面「怕髒」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那個攤子上去，一個大叔開始跟我談。他說自己年輕的時候當盧修一的助手，有一回名列海外黑名單的陳婉真要闖關回台，他被派去機場支援。他指著角落裡一個瘦弱的老阿伯說：「他，那個阿伯。我到的時候他們就扛著幾個汽油桶坐在那裡跟警方對峙。純粹就是不甘台灣女兒被欺負，台灣女兒不能回自己的家哪有這種道理，他們要保護台灣女兒回來。就扛著汽油桶在那裡，身上掛一個牌子寫『死作台灣魂』！」那阿伯看見我就向我笑笑，然後搖搖手說：「我不會講話、這樣就好啦！加油！」靦腆地坐回自己的角落。
那個當下，我所想到的是，這就是媒體報導圓山「暴動」裡的「暴民」嗎？那群「暴民」裡有多少這樣瘦小、靦腆的老人？這些「暴民」有多少人在那段漫長的年歲裡經歷父祖好友的無故逝去、為黨外理想犧牲？
這群人將一輩子的苦痛轉移在「建國」這個理想上，又把一輩子的理想寄託在兩千年的「陳水扁」身上。如今發現整個寄託是個謊言、而他們時日無多又建國大業未成。「阿扁無罪」於是其實是他們自我情感的投射與救贖吧。
這些年，這些人的寄託被政客拿來當作工具，操弄選舉、 炒作仇恨，而今留下斷桓破瓦，他們瑟縮在廣場的角落。整個社會戲稱他們是「暴民」。
而我們用「糾察線」將他們隔開。
八、前陣子發生在建中學生因為嗆馬受到處分的事你有何看法？這對建中堪稱的開放又代表了什麼？
事實上他並沒有受到「處分」，只是被老師在課堂上罵了二十分鐘。我想我們必須把「老師」跟「學校」分開來看，老師不能代表學校。老師個人行為也不能代表校方立場。
在沒有校方指使、或施壓的證據之下，我們暫且認為這是老師的個人行為，那我們便單就老師個人行為來談吧。
首先我們必須將「學術」跟「政治」分開來看。學術可以談論政治，但是政治不該干涉學術。老師上國文課，應該是屬於「學術」範疇，本來該上國文課。她想要拿來討論政治，當然可以，但是應該徵求學生的同意。因為這個課堂是屬於學生和老師的課堂，不是她一個人的。
而在討論政治的當下，她應該確保學生老師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她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可以拿這個來與學生論辯；但是相對地，她也應該給學生一個詰辯的機會。如果只是單方面的指責，那就等於是政治灌輸，是教師嚴重的失格。
這件事在校內並沒有引起多大波瀾。校方也很識相地冷處理，不敢有任何進一步限制學生言行的動作。
至於後來理解老師指責學生的主要內容是說學弟：「沒禮貌」。我的看法是，雖然我也覺得學弟嗆的內容很Low，可是要拿「沒禮貌」來指責實在有點好笑了。因為高中生說起來其實也算是弱勢，你很難有管道去與政府官員對話、他們可能也不大理你，報紙投書可能又因為文辭、思想上貧乏而難獲刊登，但是他的憤怒是真實的；相對於許多政客在電視上很輕易就能發言，而且言談虛偽、「超有禮貌」的進退得宜，暗地裡卻可能搞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老師們拿「有禮貌」來審度一切，不覺得有點尷尬嗎？
九、你認為現在學校在學生與社會之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校園內可以說是學生正式前進社會參與的前哨站嗎？那麼你認為學校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又為何？
引一段黃武雄教授的話：「我所以會從人存在於這世界的原始趨向：『維生、互動（或稱連結）與創造』出發，來探討學校教育的本來面目，是因教育應以個人內在的發展，作為唯一的目的，而不能以這一代人的價值觀為標準，去複製下一代的孩子。」
這是我對「教育」看法的啟蒙。黃武雄的《學校在窗外》是到目前為止最能說服我的論述。 （註九）
台灣的學校一直以來都在「為社會製造合用的人」；更早以前甚至「為黨製造合用的人」。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直用一套標準來不斷複製下一代。具體例子像是一個沒人說得清的「要有學生的樣子」這種鬼理由，髮禁就沿用了好幾十年；比方說我們從小被教導發言要舉手，要有「秩序」、要有「紀律」，但是除了比較方便被管之外，沒人告訴我們這對我們而言有什麼好處；比方說我們從小就知道「德智體群美」，但是沒人可以跟我們解釋為什麼每個人一定要「五育均衡」？這些都是沒什麼道理的，一套「上一代」的標準。我們的學校一直在扮演這種角色。
學校的意義不應該是為「社會」、「黨」或為「國家」。教育的意義應該回到「人」本身。這個教育應該不斷對國家、對社會保持批判，而且讓學生在批判環境中成長，建立自己的主體。
這才是一個我們期待的「公民社會」應有的教育環境。
我先前提到建中校內自治狀況那段裡頭，講到過那種比較相信精英式民主的同學。有一次一個這樣的同學跟我說：「政治不用太多人搞，一些專門的人搞政治就可以了。其他人盡量去發展他們的專業與創意。就好像歐洲之所以強盛是因為他們文藝復興時代就投入優秀人才在藝術上，而中國幾千年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官、幾千年來優秀人才都只為政治服務，所以今天呈現出來的差異在這裡。」
我某種程度上同意他的話。我們需要一些專業的政治家，不需要所有人都為政治服務。但是這不代表我認為大家可以不用關心政治。大家當然可以各自發展自己的專業，但是必須時時對公共事務保持警覺。而這種能力必須從學校裡開始培養。嘗試觀察學校政策的形成，觀察教師、校方、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對身邊這類事務熟悉之後，投入社會染缸時才能對問題的癥結更加敏感。
運動對我而言，算是豐富了跟媒體、國家對抗的經驗，更加熟悉政界權力運作方式；然後接觸了更多的弱勢議題、交到很多朋友，還有就是，這場運動也迫使我更急迫地想釐清我的國族認同吧。
就社會而言，我們看到野草莓剛開始那一段時間，整個媒體的議題設定幾乎都在談論集遊法，持續一個禮拜。一群學生把僵持了二十年的法案一度推進立院議程，我想這也十分有社會教育意義。
至於學生。就參加者而言，對先前較不那麼關注政治議題的同學來說，野草莓提供了非常多的運動資訊，應該讓他們的視野更開闊了些；而長期推動運動的社團也從中獲取了一些新的力量。至於對沒有參加學運的同世代學生來說，野草莓應該也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影響。比方建台這次校刊做的專題、我也接觸過一些高中生選擇野草莓作論文題目；談得更廣些，最近我在高中生論壇上與其他高中的學生談論他們校內的學生自治議題，他們也開始會提出「野草莓模式」的學運手段當作他們行動的選項之一，當然最後不一定真的會去靜坐，但決策的過程中雙方開始有論辯的空間，學生運動的優劣分別在哪、如果真的要靜坐可能會面臨哪些壓力等等，這些問題在以前可能根本不會被討論的。但是因為野草莓，現代的學運從不可能變成了可能、變成一個選項。我想這是很難得的。
註解、參考資料：
註一：相關論述可參考建中學長洪才登〈寫給建中人的班聯會行動指南（1）─序言 班聯會的意義〉
註二：「廢班聯事件」相關文宣、討論請見台灣深藍論壇建中版〈有關於廢班聯〉 、〈關於廢班聯的聲明與澄清〉 。
註三：「廢班聯事件」選舉結果及後續，請見台灣深藍論壇建中版〈班聯會選舉，恭喜二號當選〉 。
註四：《建中青年127》專題。相關訪談：〈眾聲喧嘩之後－－范雲訪談〉 、 〈火種事件十五年－－丁允恭訪談〉
註五：請參考林濁水《歷史劇場：痛苦執政八年》第六章〈紅色的復仇〉 、楊渡《紅花雨》〈當孩子站出來的時候〉
註六：《建中青年126》專題。寶藏巖相關報導 上 、 下
註七：關於階級差異。野百合經驗可參考陳信行〈我的野百合〉 、野草莓經驗可參考河東洪〈我的野草莓札記〉 。
註八：關於野百合學運與「糾察線」，詳見陳信行〈我的野百合〉 。
註九：可參考黃武雄〈學校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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