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14, 2009

[聯副電子報] 台灣最棒的一群暴君

2008/5/10

 

 

 

【聯合報╱◎楊鈺崑/記錄整理】 2008.05.03 02:57 am

 

 

 

 

 

 

 

左起:許悔之、周晏子、吳錦發、陳坤厚、侯孝賢、吳念真、小野。

 

客家電視台/提供

 

文學與影劇的對話

 

 

 

 

間:97410日下午二時

 

 

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敏隆講堂

 

 

主持人:許悔之(聯合文學總編輯)

 

 

與談人:吳錦發(文建會副主委、作家)周晏子(電影編劇、導演)陳坤厚(電影導演)小 野(作家、電影企製、編劇)侯孝賢(電影導演)吳念真(作家、電影編劇、導演)

 

 

辦:客家電視台、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聯合文學、聯合報副刊

 

 

 

 

《青春三部曲》

 

 

表現台灣社會的變遷

 

 

許悔之:今天我們看到多位閃閃發亮的電影工作者還有作家在這邊,費里尼說:「民主時代最後的暴君是導演。」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台灣最棒的一群暴君!

 

 

很多時刻導演會在一種特殊狀態,給它一些色調、聲音跟無以名之的美感,我想這也是文學改編戲劇,或者電影中的文學性質,會讓我們覺得有一種非常幽微,可是又讓生命感到複雜跟豐富的地方。像《青春三部曲》,裡面談的很多是作者的半自傳故事,那些青春的懵懂或對異性的好奇,還有說不出的生命的期望或絕望。這本小說總共拍了三部電影跟電視劇:《春秋茶室》、《青春無悔》,再到這一次的《菸田少年》,想請教吳錦發先生當初在創作時,就意識到日後有變成影像創作的高度可能,還是一個偶然?

 

 

吳錦發:其實我在十幾歲時就想寫《青春三部曲》,因為這是自己生命裡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當然後來看的一些著作對我有所啟發,比如沙林傑的《麥田捕手》、夏目漱石的《三四郎》這類成長小說,在日本叫做教養小說。當時我就在想,台灣的作家好像很少碰觸這樣的主題,所以慢慢地那個素材在腦袋成形,成形以後就用三部曲的方式呈現出來,是寫我十五歲到十九歲上大學前的一個過程。

 

 

表面上它是寫我的歷練,還有我的愛情故事,但是後面有一個比較大的時代影子,那剛好是台灣從農業發展、工業發展到資訊發展的時代,這個過程西方大概要走一百五十年到兩百年,但在台灣,就在我們成長的時代裡全部完成,在二十、三十年裡台灣走了西方人兩百年才走過的路。你想想看,一個正在成長的孩子歷經這樣一個快速、巨大的社會變遷,對生命不會迷惘嗎?怎樣從迷惘裡漸漸領略、找到生命的方向,然後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所以我寫《青春三部曲》不只象徵美濃這個農村、一個社會變遷過程裡年輕人的愛恨情仇,也是亞洲地區共同的一個發展縮影,包括韓國、泰國、越南都是這樣。

 

 

小說作者都會對改編電影

 

 

不太滿意

 

 

許悔之:我記得年輕時看過馬奎斯小說改編成的《預知死亡紀事》,那個電影與小說就有一點落差,後來馬奎斯一直不肯把它的重要代表作《百年孤寂》的電影版權賣出去。因此想請問周晏子導演,在您對電影的印象中,有成功的文學改編電影嗎?

 

 

周晏子:看過很多文學改編電影,嚴格講沒有特別所謂成功或不成功;有時就電影本身來看不錯,但如果跟原著小說比又是見仁見智。我的觀察是,小說的作者都會對改編出來的電影不太滿意,甚至不承認那是跟他有關係的作品。

 

 

在決定要拍我的第一部電影時,有個因緣認識了錦發先生,他非常大方告訴我正好有個小說〈秋菊〉讓我參考,我看完以後很喜歡,後來就拍了《青春無悔》。當然錦發先生並沒有具體的提到改編與原著之間的差異,我自己先來告白好了。如果各位看過〈秋菊〉,應該知道剛才錦發先生語重心長地講到,那個淒美的年輕愛情故事,背後有個大時代的環境因素;可是在《青春無悔》裡,這方面我並沒有處理得非常清楚,甚至像片名還有角色名字的變更,錦發先生都非常大方地贊成我這樣處理。

 

 

原著跟電影創作

 

 

還是應該分開

 

 

許悔之:除了周導以外,另一部《春秋茶室》的陳坤厚導演也在現場。陳導是台灣電影很重要的先行者。想請問陳導,做為導演,怎麼去選擇一個文學作品?哪些部分是需要被保留,而哪些部分是導演覺得在原來作品以外,想要賦予它變成一種新的詮釋、一個新的生命體?

 

 

陳坤厚:我是不會寫故事的人,所以文學改編實際上比較簡單的理由:反正是現成的故事,就拿來拍吧!免得侯孝賢幫我編劇時一直說:「這個故事怎麼寫?」「這個故事自己編半天了,滿累的。」從《小畢的故事》之後,我們都找原著改編。基本上,原著跟拍成電影有滿大的差距。電影會忠於原著,但既然是改編,電影還是有它獨立創作的空間。

 

 

舉個簡單的例子,七等生的《結婚》我也拍了,這個小說本身滿灰暗的,我拍到一半就拍不下去,因為我認為人生是一直很有希望的,想在一個諒解跟希望、光亮的過程中走這樣的人生,那就拍不下去了嘛!實在沒辦法,想讓它陽光吧!但那就跟原著有滿大的差距。後來原作者看完後也滿認同的,所以我想原著跟電影創作還是應該分開,讓原著也可以看到另一個面貌。

 

 

1980年代文學

 

 

深深影響了電影的形式

 

 

許悔之:台灣的電影史上,有一個階段是電影工作者回到了人的生活、人的各種七情六慾,還有人對生命的渴望。所以台灣的導演開始大量改編文學作品,或是去處理這類問題。請小野先生談一下,那段時間你身為文學人所參與的這樣一種文學與鄉土、與電影的經驗?

 

 

小野:1970年代,在台灣新電影還沒起來的時候,也改編過很多文學作品,可是只停留在比較流行的如玄小佛、瓊瑤的小說。那些電影的形式比較簡單,都是三廳愛情故事。到了1980年代,電影走到瓶頸走不下去時,我們開始改編,等於是把過去那個空白補起來。

 

 

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第一是提供了更豐富、多元的題材,第二它深深影響了電影的形式。譬如侯孝賢的長鏡頭,讓影像語言突然變得非常豐富,它大量把聲音跟畫面做各種組合,有時一個空鏡頭裡面什麼都沒有,可是有人在講話,或是開始用旁白,那個旁白其實充滿了詩意。所以文學改編成電影之後,也直接刺激了當時新電影的影像風格。

 

 

長鏡頭

 

 

有一種真實的氛圍

 

 

侯孝賢:我可以補充一下,在李行他們那個年代底片非常貴,所以不可能拍長鏡頭,都是算好這邊第一個鏡頭,然後過來是第二個鏡頭,這樣子對跳。我拍《河畔青草青》,機器一開表演魔術似的一直拍,再加上有很多非職業演員,不得不用遠一點的鏡頭。後來發現這個長鏡頭很有意思,它有一種生活的軌跡,有一種真實的氛圍,所以才會有所謂長鏡頭的形式。但是這裡你就發現了,這種有趣跟文學是相關的。小說改編電影非常難,文字在你的腦子隨便你要寫前寫後、夾議夾敘或是跳躍都可以。電影還是要實際的行為,因為行為才能夠呈現出這個人的心理狀態或是他的情感,光講是不夠的,所以在改編時常常會發生這些問題。

 

 

許悔之:我覺得小說好像是在說故事,電影是另外一種故事,小說的故事如果被導演用他說故事的方式說出來,就有不一樣的感受。吳念真先生做為一個長期投入電影的人及一位重要作家,是不是可以談一下您觀察到的經驗?

 

 

好電影改成小說,

 

 

小說一定很難看

 

 

吳念真:把文學變成影像,老實講我是滿反對的。當你用文字創作的時候,本身承載的工作就是文字;在寫劇本的時候,一定是影像在腦袋裡透過文字把它描繪出那個畫面,讓導演去執行,所以最好的作品改編成電影不一定是好電影。

 

 

我覺得自己很怕把文學的東西拿來改編電影,除非你沒看過小說。我的感覺是,好電影把它改成小說,小說一定很難看;很好看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電影一定很難看。為什麼?因為那個角色跟你的想像不一樣。我看以前拍的《紅樓夢》,那些人物跟書裡哪有像?你會一直搗亂自己,自己跟自己吵架。所以我寧願把喜歡的東西,該留在文字的就留在文字,該電影的就留在電影。

 

 

侯孝賢:基本上影像跟文字是完全兩件事,文字是想像,每個人第一手看,而有自己的想像。影像是直接的,你沒有辦法逃避角色就在你面前,那麼清楚地呈現,太多了、太白了、太直接了;或者每個行業或生活的細節,只要氛圍稍微錯了,你馬上會醒過來,沒辦法繼續看,沒辦法投入。

 

 

許悔之:我想不管是文學或是影劇,當我們去觀看它的時候,自己的參與跟自己能夠創造出來的,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沒有那個原來的根本去啟動我們繁複的心理或情緒機制,在人生裡面我想常常會覺得非常無趣,非常的不美麗。謝謝今天各位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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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Category: 語文、藝術與人文領域 Topic: creation / literature /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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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樓

    1樓搶頭香

    這篇終於也看到了 感謝網路的發達

  • 楊銀鳳 at August 29, 2013 12:26 PM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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