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開頭如此理直氣壯地說著。

身為一位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下出生的母親，龍應台女士對著在承平年代中成長的兒子飛利普，娓娓道來她的家族身世。然而，當她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敘述自己的身世時，她才發覺自己對身後那個時代的記憶有多麼模糊、多麼曖昧；當她開始認真挖掘自我身世之謎中難以釐清的種種悖論時，她才領悟到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的父祖輩人物，絕大多數都早已逝去，能苟活至今的，卻又有如沈默的行道樹一般，以冷淡的失憶來回應你。

於是，她發現她自己、以及同時代的人，對那個紛亂的年代只有支離破碎的認識，她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渺小啊。但即使如此，她仍然盡己所能去描繪出這全景畫的冰山一角，只期能夠捕捉到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微弱心跳。歷史，原本就是嘈雜難辨的，要想把握住歷史的「真相」，往往是空虛妄想。

從這樣一個釐清個人身世之謎的角度加以看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便是屬於一部從作者主觀意識出發來描述、並且解讀一個時代的「史料」。雖然主觀，卻不偏頗。龍應台女士領著讀者坐上追溯上一代苦難史的大船，順著上一代顛沛流離、四處逃難的路徑再走一遭。一張半個多世紀前的歷史地圖攤開在讀者眼前，地圖上到處是戰火蹂躪過後的荒涼景象：國族與國族之間的戰爭、國族之內的戰爭、殖民者發動侵略的戰爭、被殖民者浴血抵抗的戰爭、不知為何而戰的戰爭、不知為誰而戰的戰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踐踏著在戰火的夾縫間求活的人們。作為年輕的一輩，我們來自於差異甚大的家庭，被不同的文化所滋養，說著各異的語言，但我們的父祖輩很可能都經歷過那些戰禍摧殘，很可能都是時代悲劇中的主角人物，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上演著一幕幕生離死別的戲碼。

這艘承載著歷史苦難的大船，就從浙江的淳安古城開啟它的溯源之旅。那是龍應台的母親──應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後相隔半個世紀才能歸返的家鄉。在國共內戰最為激烈的時節，美君原以為只是一次尋常的遠行，因此出發時刻也只對母親說句：「很快回來啦。」便倉促上路，跨出家門，也未曾對身後的老母親多看一眼。當時她完全不會知道，這一次的生離，也就是死別。在美君往後的生命中，她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自己的家鄉淳安城。令人不勝唏噓的是，一九五九年新安江畔興建水壩後，整個淳安古城就沒入千島湖底。此後，家鄉，只能以回憶的形式存在。

亂世中的離別，幾乎都是生離死別。在那個空運尚未發達的時代，人們都是循著水路或陸路，一路逃難到了大江大海口。於是，我們可以在這張歷史地圖上見到大大小小的河港或海港；再把鏡頭拉近、放大，可以看到碼頭上萬頭鑽動，擠滿難民。許多人上不了船，在推擠的過程中失足落海，或者好不容易擠上了船，卻遇上了船難，譬如一九四九年在舟山群島沈沒的太平輪；縱使幸運到了目的地，絕大多數的人便從此與留在家鄉的親人永隔大海的兩岸。

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上了船的，有個十九歲的青島少年，從麥田裡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充兵，扛著砲彈過了碼頭，隨著國民政府退到了台灣，留下家鄉的老父老母。數十年後，他會成為台灣文壇的著名詩人，筆名管管。鮮少有人知道他豐厚的文學底蘊之中，隱涵的是巨大的時代悲慟；或者說，青春時期受到戰火的迫害使得他累積了雄厚的創作能量，造就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這是幸，或是不幸？

那裡曾經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又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管管的這首詩恐怕不能簡單的以「滄海桑田」來解釋。在「荷」裡頭，其實隱藏著歷經離亂而遺落下的、很深、很痛的情感。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底層人民往往難以抵抗時代的動盪，只能被操控、被踐踏，在混亂的世局中不由自主地成為受國家機器操弄的傀儡。一批又一批的少年被丟到戰場上，在還來不及搞清楚為何而戰之前，就開始上場廝殺、流血、犧牲；僥倖存活下來的，很可能又隨著政權轉移而迷失了身份，也許他們不禁自問：究竟誰是敵人、誰是戰友？「我」是哪一方的人民？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有一批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成長的卑南族少年，隨著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十七、八歲的他們受國軍徵召，穿上國軍戰袍，搭上前往中國大陸的船，為保衛中華民國與共黨爭戰，卻又被共軍俘虜，進而成為共軍的一員，反過頭來攻打國民黨。在國民政府敗退至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們只能在異鄉渡過大半輩子，再回到對岸的家鄉時，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大江大海上滿是來來回回、忙著運送軍隊、難民或俘虜的各式船隻。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擴張到危險邊緣，一批又一批的台灣青年被日本政府徵召，在當時還稱作「打狗」的高雄上了船，被運送至南洋戰場。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胸前繡著日本名字，在南洋俘虜營中監視著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做苦役，儼然是施暴的權力象徵。當日本戰敗後，這些年輕的台籍監視員站上審判戰犯的法庭，為自己「效忠天皇」的行為入獄服刑。當他們被釋放後回到台灣，他們會發現在家中等待著自己的是父親的靈位，也許還有一位面色枯槁的老母，見著失蹤十年的兒子踏進家門，只是冷冷地對他說：「你住二房，二房在那邊。」這些看起來是日本兵的福爾摩沙少年，當時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呢？

一九四九的大船逐漸駛向視野的盡處，沒入晦暗的歷史長河，船上人們的輪廓也逐漸消溶在水光中，若隱若現，直到消逝。誰是時代的受難者？誰是戰爭的受害者？是在戰爭中失去至親至愛、被迫逃離家園的人民？還是那些被誘騙、被綁架進入軍隊的青年？被侵略的一方，理所當然被視作受害者，那麼，那些加入侵略戰爭的士兵，難道就是萬惡不赦的加害者嗎？戰爭，有勝利者嗎？

動盪的時代為後世留下許多難解的歷史疑問，也許下一代永遠無法尋得一個圓滿的解答。這並不是說，戰爭無可避免，而和平難以獲得。正是因為上一代曾經給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下一代對於戰爭就更要戒慎恐懼。如果每一個年輕人在面臨這些無法簡單定論的問題時，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動盪的世局和混淆的價值中，還能辨清自己在歷史的洪流中所處的位置，反省上一代的錯誤，再決定未來的每一步，也許，這個世界才有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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