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花卉靜物畫初探
15世紀晚期出現靜物畫,因為此一獨立畫種脫離了早先源自聖經故事的宗教敘事意義。靜物花卉與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認知觀念息息相關,但這些物件一旦被單獨入畫,便被賦與社會價值的象徵意含。故研究此一畫種也是認識當時時代精神的一種方式。
花卉母題成為靜物畫的先鋒。因神學上所認可的因素促使其解放。在中世紀後期出現一強烈傾向,即認識論從精神化和象徵走向經驗主義。此一發展站在哲學唯名論 的基礎上,後者只承認事物的具體表現,如其物質本質。如今,現實的所有面向皆以其物質形式為宗,而它們也被解釋為具有一隱含精神性意義的符號。
特別應用在植物上,如草本植物,其等同於開花植物。神學上對於花卉的解釋在聖經片段中略為提及,但經常被中世紀的神學文學所引用,如〈約伯記〉14章1、2節:「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新約聖經‧彼得前書》1章24節:「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十五世紀之際興起關於花卉的審美意識,這與聖經的“vanitas” 象徵有關,也反映了此時商業性質的中產階級社會的新意識。
花卉隱喻人類對於享樂的無止盡慾望--如追求奢侈品和提升生活水準,這些行為其實是無意義的。中世紀認為人生稍縱即逝,如15、16世紀所說的”brevitas vitae”(人生短暫),或是宗教儀式”Ars moriendi” (The Art of Dying)。因此,植物成為「生命無常」此一觀念的最佳象徵。起初,出現在肖像背後的花卉靜物即是象徵對短暫人生的捕捉,例如Hans Memling描繪插上百合、鳶尾、耬斗菜的義大利製陶瓶。這些象徵人生短暫和脆弱的花卉,後被頭骨所取代。
除了具有“vanitas”象徵意義之外,花卉也經常和Virgin Mary聯想在一起,後者的角色轉換成一種新的女性模範,也就是在家中任勞任怨的妻子、母親。百合花(Lilium candidum, Madonna Lily)即是象徵聖母的貞節。而《聖經‧雅歌》(Song of Solomon)將新娘形容為百合花,也就是將其等同於聖母瑪莉亞 。
除了宗教方面的解釋之外,花卉畫尚有其他脫離畫面表象的解釋意義,如與藥劑學(pharmaceutics)或生藥學(pharmacognosy)相關的因素。中世紀的植物標本集就特別重視其藥用功效,如有治療作用的草本植物。15世紀後期,關於植物學的研究逐漸增多,印刷技術也有助於此類知識的傳播。這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描述性的研究著重在植物的型態學上,且涉及藥用植物的相關研究。
從古羅馬、希臘流傳下來的科學觀念,如Theophrastus、Aristotle、Dioscurides或Pliny等人,雖仍被視為正典,但除了中世紀零星流傳的草本植物知識(如Albertus Magnus、Rufinus或Hildegard von Bingen等人),如今出現更系統性的全面考察與經過分類的植物學問。注意力放在「容易辨別的外部特徵」,如根和枝的形狀與排列、葉子的形狀、花的顏色和外形等。例如Otto Brunfels寫的著作中有Hans Weiditz製作的木刻圖解版畫,或見於Hireonymus Bosch (1539)、Leonard Fuchs (1542)、Valerius Cordus (1561)等人的作品。
多數常見的花卉可用作食療或藥用。例如治療肝炎時,將百合花的根部用牛奶或水煮,在早上飲用其液體。引用浸泡百合花根部的酒可減緩掉髮。玫瑰所熬煮的藥具通便效果,乾燥的玫瑰葉片可外用,於挫傷時塗抹患部。耬斗菜(columbine, aquilegia)因為花瓣尖端形似鳥喙和爪,故用於治療尿路梗阻、水中毒、腹痛和陣痛,它也用在治療皮膚和瘟疫的處方中,或是壞血病和頭昏眼花的特效藥。
早期的花卉畫的用途不是純粹觀賞,而是植物學的圖解。像Ludger tom Ring所描繪豎立於花瓶的鳶尾花,即是彰顯其治療功效,不管是神學上或醫學上的。當然,此類作品被當成藥劑師壁櫥上的裝飾。這些花卉描繪得非常精確,植物特徵十分鮮明。莖、葉皆是必然的組成部分,整體表現形式也追求對稱性(symmetry),但可看到花朵擺放的各個角度,樣貌從含苞待放到盛開。而且這種描繪方式會避免部分重疊和交叉,使花卉的每個部分皆可一目了然。
這類畫法在德國處處可見,特別是荷蘭花卉畫,直到十七世紀前半期。其實在藝術史上經常會看到作品對於對稱性的追求。例如西元前一世紀羅馬工程師Vitruvius《建築十書》中的第三書所示。此一特性在繪畫方面也適用,文藝復興時期的L. B. Alberti即認為藝術作品之所以美,是因為其中各個部份皆處於和諧狀態。各部份的調和來自特定的數目、形狀、配置,在達到比例均衡之餘進而符合自然的最高法則。
從Ambrosius Bosschaert的作品可看出其服膺於對稱性的審美要求,花束呈扇形、放射狀般地散開。相較於Ludger tom Ring畫中花朵的稀疏,前者的「豐盛」相當引人注目;不光是種類和顏色的多樣性,它也抵消了著墨在細節配置的無生氣感。花兒處於盛開狀態,葉子偶見開始凋零的跡象。右上角還有蜻蜓,窗台上有蒼蠅。Karel van Mander的《畫家之書》(Schilder-Boeck, 1604)特別提到Bosschaert在作品上穿插小動物、蝴蝶、蒼蠅等。
這種手法可說是拓展花卉畫表現性的特色。像Georg Flegel就時常利用蒼蠅來製造立體感(trompe l'oeil)。然而在許多例子裡,蒼蠅像是破壞畫面之美的敗筆。甚至他的花卉水彩畫還保留著植物學的圖解傳統,比例較不正常的昆蟲並非單純的配角。
Roelant Savery的花卉靜物畫裡描繪了各式害蟲。如在1612年的Flower Vase中有蒼蠅、蜥蜴、蚱蜢、老鼠在花瓶邊亂竄。這些「不潔淨的動物」就是利未記11章,特別是第29節 所記載的。此類在地上爬行、腹貼地的動物代表邪惡;相對地,美麗的花卉則是代表人類品德的純潔。花卉看來別明亮煥發,黑色的背景更加強此一印象。打光照亮的花朵隱含精神上的意義。熱衷於煉金術的Rudolf II (1552-1612)也收購藝術作品。Savery為他所畫的作品,在1612年Rudolf II死後傳給繼承者Matthias。Rudolf喜收集外來種植物,將之種在植物園中。鬱金香時為外來種,於17世紀中期由服務於Ferdinand I的駐君士坦丁堡大使Gislain de Busbecq引進歐洲。由Charles de l’Ecluse首度種在植物園中,1583年還出版專書。後來有更多新品種被研發出來。在十七世紀早期,顏色的稀有性使其賣價高得嚇人。常見顏色有紅、黃色;天藍色則較為稀有。flamed(火焰紋)鬱金香特別受到青睞,時常出現在花卉畫之中,例如Bosschaert和Jan Brueghel the elder的作品。Brueghel畫中「過剩的」花朵好似「自然史的百科全書」,各個種類的在地花朵集於一畫,且不管花開的時節是否同時,只欲呈現其盛開的理想姿態。一般來說,花卉畫為無法永久保存的植物留下永恆的紀錄,像是為它畫「肖像畫」,且把作品當成珍品,收藏在美術館和Wunderkammer(houses of wonders)。作品也儘可能地展現了畫家的精湛技藝。
花卉的表現方式順應了Horace的prodesse et delectare原則。觀者在接受畫面指引的同時也能享受花朵之美。在德國Hanau畫家Peter (or Pierre) Binoit的作品裡也可見到相似構圖,其風格源自Georg Flegel,沿用放射狀的畫面配置。他的花卉成階梯狀向上伸展,好似地毯上的圖飾(看似頭重腳輕、呈倒梯形)。如同Brueghel,經常將貴重珍奇的花朵置於最上端,和現今呈現因重量而往下散落的構圖相當不同(類似三角形)。由此種繪畫實踐可知,早期的靜物畫的美學觀,並非是以比例正確與否作為指導原則,而是其在日常生活中所顯現的價值。
十七世紀中期,花卉靜物畫的構圖明顯改變。如Jan Davidsz de Heem (1606-1684),出生於Utrecht,後於Antwerp發展創作生涯,完全拋棄對稱性原則。位於中軸的一朵直立的花,通常是白色的百合花,看來相當搶眼,但環繞其周圍的其他花朵卻是不規則的,有些還笨重地掛在花瓶邊,幾乎貼近桌面,其他則是向側面往上伸展。葉子開始呈現即將枯萎的樣貌。花叢間點綴性的穀穗暗示聖體(Eucharist)。De Heem也愛用其他精神性的指涉:蝴蝶象徵耶穌復活,蝸牛也有此意。
早在古典時期,從繭中脫穎而出的蝴蝶,象徵人類死後從嘴巴脫離的靈魂。在希臘神話中,邱比特的愛侶賽姬(Psyche)之名即意為靈魂,故有時其圖像會與蝴蝶作結合。在古代,蝴蝶/靈魂有時是死亡的預示,在基督教脈絡裡,此一圖像變成復活(resurrection)的象徵。當它出現在幼年基督或瑪莉亞的手上,即意指為復活的靈魂。它在北歐靜物畫的花叢間不但成為目光焦點,還象徵善與惡的爭鬥;蝴蝶意為拯救與復活,諸如老鼠、蒼蠅等即象徵罪惡。(見Lucia Impelluso, Nature and its symbols, translated by Stephen Sartarelli (Los Angeles: J.P. Getty Museum, 2004), p330.)
知名女畫家Rachel Ruysch (1630-1693)有位身為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學及植物學教授(即Frederick Ruysch)的父親,他所收藏的大量礦物、動物骸骨及稀有蛇類,鼓勵她對於自然的愛好。Ruysch的作品以不對稱的螺旋形構圖法取勝,成為上流權貴的精緻藏品。或許,畫家自身精進在植物和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不但有助於畫面的表現,也顯示藝術和科學之間的密切關聯。
摘自Norbert Schneider, “The early Floral Still Life” ,The Art of the flower: the floral still life from the 17th to the 20th century ,edited by Hans-Michael Herzog (Kilchberg/Zurich, Switzerland : Edition Stemmle, c1996), pp.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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