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2, 2009

新聞讀後感

雅典新博物館開幕 再掀200年前舊帳
奇摩新聞:2009/06/21 04:09


〔編譯俞智敏/綜合雅典20日外電報導〕希臘首都雅典的新衛城博物館20日正式開幕,古雅典的黃金時代彷彿再度復活,希臘政府也趁此機會再度要求英國大英博物館歸還兩百年前遭英國外交官艾爾金爵士掠奪的帕德嫩大理石雕像。


帕德嫩雕像 遭英國掠奪

多年的工程延宕,以及外界對博物館設計與地點的嚴苛批評聲浪,都隨著這場耗資近300萬歐元(約台幣1億3800萬元)的開幕典禮而煙消雲散,世界各國元首紛紛應邀參加,但儘管大英博物館拒絕歸還1806年遭艾爾金爵士取走的帕德嫩雕像,希臘政府仍邀請了大英博物館官員參加開幕儀式,不過最後英國官員並未到場。


鉅資蓋新館 駁斥英藉口

新衛城博物館位於古衛城山腳下,是由強化水泥與玻璃打造而成,外型很像是堆疊起來的玻璃盒子。這棟造價高達1億3000萬歐元(近台幣60億元)的博物館具有抗紫外線功能的玻璃外牆、空氣濾淨器及溫度控制機制,希臘政府希望藉著打造此一現代化博物館,來回應英國藉口希臘缺乏妥善安置文物技術而不願歸還帕德嫩雕像的說法,這批距今有2500年歷史的雕像目前正陳列在大英博物館內。



May 22, 2009

Mieke Bal從修辭法和敘事學來看「博物館論述」

摘要文章:Mieke Bal, “The Discourse of the Museum,” 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 (London, New York, 1996), pp. 201-218.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希望藉由記號學、修辭學、敘事學等文學理論原則,來為博物館論述提供新的探討觀點以及新的分析工具。這不但為學科間的跨界合作立下範例,也意識到論述有其框架存在,因此需從多種視角下手,藉以釐清探討議題。在此,她藉由數個案例來說明這些新方法的使用。例如從Rothko的藝術作品出發,作者以記號學的角度來看藝術品與人工製品的「異同」;同樣身為「文化遺產」,人種誌的人工製品與美術館的美術品究竟有何差別。她還以修辭學的術語:隱喻、提喻和轉喻,來分析博物館中人工製品和藝術品的指涉脈絡與意義,不管其是擺在人類學博物館還是美術館裡;還指出了修辭的流動性。最後則從庫爾貝的畫作《真實寓言》談起,將博物館展覽當成一事件,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畫作的陳列方式、觀者的介入、以及館長亦或策展人的論述策略等,顯示其如何影響觀者對畫作內容、展覽目的與館藏宗旨等的詮釋與認知。


新博物館學(Museology)?

過去二十多年來,人文學科逐漸意識到其自身的限制,如學科邊界、人文學者運作之基的美學、以及與真實社會議題脫鉤而將之歸類為社會學科。博物館變成一有吸引力的研究對象,因它需要跨學科的分析、美學論戰為其核心、以及它實是一社會機構。

人類學博物館的批判經驗,即其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可為美術館論述提供借鏡。另外,人類學還提供了人文學科所遺漏的整體文化視野,因而有助於人文學科確立其跨學科的努力。

近來,新興的「新」博物館學首要聚焦於人種誌博物館,其次是歷史博物館,美術館則是較少被提及的。人種誌博物館很明顯是政治意味最濃的機構,並且提出了「文化資產」和集體所有權等直接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先前的殖民者應繼續保有祖先從以前殖民地所得物品,或是將其歸還到原來的國家,若所有權是屬於製造者和使用者的。

作者先從所有權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ownership)此一議題開始著手。此特殊事例或能說明問題的複雜性,即協調歸還墨西哥的Teotihuacan 壁畫,Thomas Seligman在其著作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中有討論到。

此案例顯示了文化財的判定在以下判定原則當中面臨困難,一是以過往歷史作為文化遺產歸屬的依據,二是保存能力,三是所有權概念的問題。後者凸顯了資本主義(此為美國文化所固有)的所有權概念,與文化財的歸屬糾纏不清。此外,道德上的帝國主義也和文化上的帝國主義相互疊蓋。此案例的問題在博物館的一般性問題中再次浮現,而不只存於人類學博物館而已。這樣的合併(conflation)現象,質疑了向來所做的區分:一方是人種誌博物館引發的「文化財」與「文化帝國主義」議題,另一方是美術館所引發的美學支配議題。


May 22, 2009

我覺得好痛苦、好迷惘~

我覺得好痛苦、好迷惘~
因為所上的音樂學分是必修的
對音樂一竅不通的我必須花氣力在曲式和樂種的報告上
本想說藉由這個機會來了解古典樂也是好的
但是
我對教授者(簡稱機老)的行為感到迷惑不解
不僅讓人對其明顯的差別待遇印象深刻
在報告的過程當中還讓我對古典音樂的一點小小的期待蕩然無存

明明別人每堂課都遲到
老師還會對其噓寒問暖
柔聲提醒大家上課不要遲到了
為何我遲到的那天就威脅要扣分數
(本來因生理痛不想上課,
但還是勉強起床,
不過在掙扎的過程中耗費不少時間而導致遲到)
讓既小心眼又有被害妄想症的我肚爛在心內


April 2, 2009

從羅浮宮來看十八世紀巴黎的藝術、政治和現代美術館之起源:第三章

摘要文章:Andrew MacClellan,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Cambridge, 1994), ch. 3, ‘The Revolutionary Louvre’, pp. 91-123.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羅浮宮除了發揮教學和收藏等功能之外,還被賦與相當的政治意含。在揮別君主專制的同時,也為了證明新政府優於舊政權,博物館成為共和國全新的紀念性象徵,故當局對之積極整修且下令即刻開放。如今,藝術脫離宗教和專制政治的脈絡,所沒收的逃亡貴族和教會的財產(bien nationaux)為全民所共有。為此,巴黎成立由藝術家和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先有Commission des monuments(1790),後有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1793),來決定藝術品的展示、去留。當時,Armand Kersaint還預言羅浮宮將使巴黎成為「藝術首都」以及現代世界的雅典。

1793年5月出現一關鍵事件,其時國民公會正指導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CPI)起草共和國首度週年紀念慶典,預計於1793年8月10日在巴黎舉行。當時內政部長Garat在一個多月後寫信給國民公會的主席,建議博物館開幕和沙龍展與慶祝活動辦在同一天。為了抵消海內外的反-革命勢力,也欲扭轉人們對於法國大革命期間充滿恐怖血腥手段的惡劣印象,轉而將注意力放在法國大革命的正面目標上。他的提議受到當局高度重視。但眼看委員會只剩下兩個月就得讓博物館就緒,Grand Gallery卻還有一半尚未完成。

羅浮宮開幕和國慶慶典舉行在同一天究竟具有何等重要意義,必須思考到在1793年慶典的目的以及羅浮宮的意義為何。既然慶典的舉辦意義在於聲明法國大革命的終極目標:自由解放而不受舊政權的奴役。但光是當權者不足以引領革命,公民應直接且有意參與。人民的同意和參與需透過公眾教育體系--其中一環就是博物館--來確保。故慶典的目標可分兩個層次來談。第一,慶典為共和國提供承繼舊政權的合法性,利用國慶慶典來填補皇家慶典和宗教儀式中斷後所形成的空缺,來營造政權的連續性。第二,公共慶典產生一種群體意識、一種理想共和社會的形象,相信個體市民之間、以及市民和政府之間是透明、無隔閡的。簡言之,慶典的中心思想是「公眾教育」(public instruction),教訓主義(didacticism)是共和政治的核心。節慶所結合和表現的兩個主題,也貫穿於雅各賓黨的革命文學和圖像論述之中:民族統一和人民的新生。這些概念不但出現在David所設計的圖像裡,也是羅浮宮所欲呈現的。


以往為王公貴族和相關特權人士等所獨占的羅浮宮,其空間和藏品已還歸於民,如今,壟斷巴黎藝術世界的學院也成為被改革的對象。在革命前夕,許多人欲解散此一只增進少數特權者利益的體系。即使學院內部也不滿其等級制和慣例。攻擊繪畫學院的論點有二。第一,其等級、特權制度與政改理念不符。第二,學院的傳統教學模式不適合藝術家;按照Commune的說法,過去的單一師徒制使學生無其它選擇只能複製老師的風格,連缺點都一併接收。當局計劃讓博物館取代學院成為新進藝術家的教學機構。變革關鍵始於David開始有權主導藝術相關政策。帶領Commune des arts的David被選為國民大會議員,代表巴黎「博物館」部門,接著又就任於頗具影響力的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CPI)和Committee Public Safety(CPS)。

Commune在1793年秋天被Société populaire et républicaine des arts(SPRA)取代。SPRA的目標只在於促使民眾認同共和理念。藝術家只允許為共和政體服務。對SPRA來說,思考藝術家教育的問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去制定符合政策要求的藝術教育制度。擁護共和政體者看重視覺藝術的新生力量及視覺符號的傳達效力,藉由藝術使共和政體合法化,後代也能透過藝術認識到革命時期的豐功偉業。此一和過去全然斷裂的新政權需要一新的藝術風格。舊政權的藝術被視為是女人氣的(effeminate)且被貶低,因此不適合現代的年輕藝術家來學習。繪畫應展現共和政體的陽剛氣質,藝術家也附和政治家的此種觀念。

因而在這段期間,Commission des monuments被成立於1793年8月的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CTA)取代,且附屬於CPI。David也欲以Conversatoire of ten men取代Museum Commission;他的指責不但涉及忠誠之心,還鎖定兩個在委員會籌備博物館之始就極具爭議的問題:畫作的修復以及藝廊作品的選擇與陳設。極具爭議的畫作修復問題也成為「政爭」的焦點之一;因為若沒有維護藝術遺產的周全,將危及共和國身為進步先驅且彰顯啟蒙理想的自我形象。Museum Commission手下的笨拙修復行為即被批判,如重塗導致大師筆跡被掩蓋,還有清潔過度等問題。為此,David還拉攏Jean-Michel Picault和Lebrun來共同打擊委員會。另外在作品的選擇與陳設上,也涉及意識型態的問題。委員會所採取的兼容並蓄之陳列方式被David抨擊,是因為這會讓人想起舊政權貴族的cabinet,且對藝術家的學習無益。David一派認為,除了裝飾藝術和科學儀器,那些與現下品味要求不符的畫作皆要移除。他們還堅持博物館應該對公眾教育和共和國藝術家的養成有所貢獻,藏品需依畫派和時間順序來區分、安排。然而,他們所主張的更優教學體系卻無從與舊體系比較孰優孰劣。


當Conservatoire在1794年1月掌權時,成員都是David的人,即刻討論進行修復和藝廊裝置等議題。2月起,被認為不適合的藝術品將被移出藝廊。Conservatoire稱此一工作為「淨化」。此工作最困難的部份就在於決定作品的去留。像奢侈品、瓷器等物件很明顯在排除之列,但哪種繪畫會被放逐仍未確定。決定重點在內容而非風格。因此,那些無庸置疑的正典仍會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放逐。像Rubens的Medici cycle很明顯就是歌頌專制政權的作品,Conservatoire憂心這批畫作會觸發保王份子的情緒。其次,雖然風俗畫廣受巴黎公眾歡迎,如同受貴族收藏家和沙龍觀眾歡迎一樣,但是荷蘭和法蘭德斯作品中的低俗題材,卻與恐怖統治時期(the Terror)的博物館教化目的不合。在共和人士眼中,描繪農家庭院和小酒館的場景不能為年輕藝術家或市民提供良好示範。另一潛在問題是宗教畫。那些展現神蹟、像聖徒般的狂喜和殉難景象的作品,與政府壓抑「狂熱盲信」及崇尚理性的政策相互衝突。當然,若將這類畫作袪除在外,美術館中各時期、畫派的傑作將所剩無幾。


April 2, 2009

從羅浮宮來看十八世紀巴黎的藝術、政治和現代美術館之起源:導論

摘要文章:Andrew MacClellan,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pp. 1-12.


在舊政權的最後數十年,接續幾任部長夢想在巴黎建立一讓全歐洲欽羨的公立美術館。此一夢想直到羅浮宮於1793年開放才得以實現,此時正是法國大革命(1789-1799)的顛峰。在博物館的現代化過程中,羅浮宮之所以特殊重要,是因為它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出現博物館實踐當中重要且持續關注的議題,即物件的分類和展示、燈光、保存(conservation)的目的等。這段期間見證了新型態公立美術館裡藝術展示標準的出現,這些發展使得現代博物館論述漸趨詳盡,此書目的即在討論此一過程。這類論述或許看似屬於審美方面的,問題侷限在藝術品如何被展示和觀看,但作者認為它也有其政治面,而且在各種層面上,美術館皆承載著政府理念。


展示方式與收藏分類:

十八世紀後期以來,教育與保存被認為是博物館的目的或「使命」,而這影響了畫作如何陳列的標準。此一展示標準和目的即道出了作者想要探討的博物館之「現代性」,也得以與歐洲其他地區的重要(王公貴族)收藏有所區別。作者在此區分了三種展示方式。以往王公收藏主要是為了彰顯王公財富與品味,不管是文藝復興後期的kunstkammer,還是十八世紀早期的cabinet,展示方式主要是考量畫作的豐富多樣與和諧排列。作者以Mannheim的藝廊為例,圖畫以對稱方式依中心垂直軸緊密地排列,所引發的整體裝飾效果勝過於對組件的詳查。

但自從1750年,為因應主流的藝術史,特別是Roger de Piles的書寫,促使盧森堡宮在陳列畫作時採用一種比較性的觀看模式,即將不同畫派與畫家作品並置,以凸顯各方優缺點。這種觀看方式是著眼在形式上的,與現今依時序排列的模式不同。它關注的是個別畫作的品質--即今日所稱的「風格」--而非作品在歷史脈絡中的位置。

18世紀後半葉又出現新的掛置系統,以展示各畫派的歷史進展為主。由於研究自然史方面的科學分類方法出現,以及歷史主義(historicism)興起的推動,這種依據畫派和時序的藝術排序方式變成歐洲藝術收藏的規範。當十八世紀晚期的dealer和專業鑑賞家取代宮廷藝術家,成為皇室和王侯收藏的管理人(如Jean-Baptiste-Pierre Lebrun)的同時,推動這種分類法的跨國專業顧問團(Count Francesco Algarotti、Louis Petit de Bachaumont、Chrétien de Mechel、Nicolas de Pigage、J. J. Winckelmann等)自然影響力大增。

另外,畫作的陳列也考慮到觀者的欣賞態度,因鑑賞家關心作品外觀和畫家手法,畫廊的燈光與保存獲得關注。這亦或與十八世紀所廣為追求的概念有關,即Michel Foucault和Barbara Stafford所謂的「透明性」:對於物質世界的立即、無媒介的接觸。博物館開始將藝術品個別獨立出來,考慮到展示條件,脫出其原有的社會角色與物質脈絡,以利直接或透明的觀賞。



February 7, 2009

我看盛宣懷

之前在看《滿清末代王朝》時,
其中有位人物引起我的注意。
剛好最近逛書局時看到一本書叫《百年家族--盛宣懷》,
於是買來看看。
因電視劇和個人傳記所聚焦的角度各有不同,
故對某些事件的詮釋態度也隨之有異,
而且,這些活潑生動的戲劇性敘事。
全然不同於過往教科書的死板沉悶,
相當能引發觀眾/讀者深入探究的意圖。

在此劇的前段大部分是以李鴻章、慈禧等人為主軸串起各事件的開展,看事情的角度並非單純從「痛恨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之觀點出發,讓後人同情當時如李鴻章等在舊時代想「搞」實務的艱辛、無奈與侷限。

劇中圍繞在中堂身邊的人物裡,
盛宣懷因扮演其得力助手而相當引人注目。
後來看書才知其厲害。
這位「天下第一官商」搞得名堂可多哩,
事業跨及輪船、電報、鐵路、鐵廠、礦務、銀行、新式學堂、賑務等,


February 4, 2009

早期花卉靜物畫初探

15世紀晚期出現靜物畫,因為此一獨立畫種脫離了早先源自聖經故事的宗教敘事意義。靜物花卉與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認知觀念息息相關,但這些物件一旦被單獨入畫,便被賦與社會價值的象徵意含。故研究此一畫種也是認識當時時代精神的一種方式。

花卉母題成為靜物畫的先鋒。因神學上所認可的因素促使其解放。在中世紀後期出現一強烈傾向,即認識論從精神化和象徵走向經驗主義。此一發展站在哲學唯名論 的基礎上,後者只承認事物的具體表現,如其物質本質。如今,現實的所有面向皆以其物質形式為宗,而它們也被解釋為具有一隱含精神性意義的符號。

特別應用在植物上,如草本植物,其等同於開花植物。神學上對於花卉的解釋在聖經片段中略為提及,但經常被中世紀的神學文學所引用,如〈約伯記〉14章1、2節:「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新約聖經‧彼得前書》1章24節:「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十五世紀之際興起關於花卉的審美意識,這與聖經的“vanitas” 象徵有關,也反映了此時商業性質的中產階級社會的新意識。

花卉隱喻人類對於享樂的無止盡慾望--如追求奢侈品和提升生活水準,這些行為其實是無意義的。中世紀認為人生稍縱即逝,如15、16世紀所說的”brevitas vitae”(人生短暫),或是宗教儀式”Ars moriendi” (The Art of Dying)。因此,植物成為「生命無常」此一觀念的最佳象徵。起初,出現在肖像背後的花卉靜物即是象徵對短暫人生的捕捉,例如Hans Memling描繪插上百合、鳶尾、耬斗菜的義大利製陶瓶。這些象徵人生短暫和脆弱的花卉,後被頭骨所取代。

除了具有“vanitas”象徵意義之外,花卉也經常和Virgin Mary聯想在一起,後者的角色轉換成一種新的女性模範,也就是在家中任勞任怨的妻子、母親。百合花(Lilium candidum, Madonna Lily)即是象徵聖母的貞節。而《聖經‧雅歌》(Song of Solomon)將新娘形容為百合花,也就是將其等同於聖母瑪莉亞 。

除了宗教方面的解釋之外,花卉畫尚有其他脫離畫面表象的解釋意義,如與藥劑學(pharmaceutics)或生藥學(pharmacognosy)相關的因素。中世紀的植物標本集就特別重視其藥用功效,如有治療作用的草本植物。15世紀後期,關於植物學的研究逐漸增多,印刷技術也有助於此類知識的傳播。這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描述性的研究著重在植物的型態學上,且涉及藥用植物的相關研究。

從古羅馬、希臘流傳下來的科學觀念,如Theophrastus、Aristotle、Dioscurides或Pliny等人,雖仍被視為正典,但除了中世紀零星流傳的草本植物知識(如Albertus Magnus、Rufinus或Hildegard von Bingen等人),如今出現更系統性的全面考察與經過分類的植物學問。注意力放在「容易辨別的外部特徵」,如根和枝的形狀與排列、葉子的形狀、花的顏色和外形等。例如Otto Brunfels寫的著作中有Hans Weiditz製作的木刻圖解版畫,或見於Hireonymus Bosch (1539)、Leonard Fuchs (1542)、Valerius Cordus (1561)等人的作品。

多數常見的花卉可用作食療或藥用。例如治療肝炎時,將百合花的根部用牛奶或水煮,在早上飲用其液體。引用浸泡百合花根部的酒可減緩掉髮。玫瑰所熬煮的藥具通便效果,乾燥的玫瑰葉片可外用,於挫傷時塗抹患部。耬斗菜(columbine, aquilegia)因為花瓣尖端形似鳥喙和爪,故用於治療尿路梗阻、水中毒、腹痛和陣痛,它也用在治療皮膚和瘟疫的處方中,或是壞血病和頭昏眼花的特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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