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Andrew MacClellan,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Cambridge, 1994), ch. 3, ‘The Revolutionary Louvre’, pp. 91-123.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羅浮宮除了發揮教學和收藏等功能之外,還被賦與相當的政治意含。在揮別君主專制的同時,也為了證明新政府優於舊政權,博物館成為共和國全新的紀念性象徵,故當局對之積極整修且下令即刻開放。如今,藝術脫離宗教和專制政治的脈絡,所沒收的逃亡貴族和教會的財產(bien nationaux)為全民所共有。為此,巴黎成立由藝術家和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先有Commission des monuments(1790),後有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1793),來決定藝術品的展示、去留。當時,Armand Kersaint還預言羅浮宮將使巴黎成為「藝術首都」以及現代世界的雅典。
1793年5月出現一關鍵事件,其時國民公會正指導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CPI)起草共和國首度週年紀念慶典,預計於1793年8月10日在巴黎舉行。當時內政部長Garat在一個多月後寫信給國民公會的主席,建議博物館開幕和沙龍展與慶祝活動辦在同一天。為了抵消海內外的反-革命勢力,也欲扭轉人們對於法國大革命期間充滿恐怖血腥手段的惡劣印象,轉而將注意力放在法國大革命的正面目標上。他的提議受到當局高度重視。但眼看委員會只剩下兩個月就得讓博物館就緒,Grand Gallery卻還有一半尚未完成。
羅浮宮開幕和國慶慶典舉行在同一天究竟具有何等重要意義,必須思考到在1793年慶典的目的以及羅浮宮的意義為何。既然慶典的舉辦意義在於聲明法國大革命的終極目標:自由解放而不受舊政權的奴役。但光是當權者不足以引領革命,公民應直接且有意參與。人民的同意和參與需透過公眾教育體系--其中一環就是博物館--來確保。故慶典的目標可分兩個層次來談。第一,慶典為共和國提供承繼舊政權的合法性,利用國慶慶典來填補皇家慶典和宗教儀式中斷後所形成的空缺,來營造政權的連續性。第二,公共慶典產生一種群體意識、一種理想共和社會的形象,相信個體市民之間、以及市民和政府之間是透明、無隔閡的。簡言之,慶典的中心思想是「公眾教育」(public instruction),教訓主義(didacticism)是共和政治的核心。節慶所結合和表現的兩個主題,也貫穿於雅各賓黨的革命文學和圖像論述之中:民族統一和人民的新生。這些概念不但出現在David所設計的圖像裡,也是羅浮宮所欲呈現的。
以往為王公貴族和相關特權人士等所獨占的羅浮宮,其空間和藏品已還歸於民,如今,壟斷巴黎藝術世界的學院也成為被改革的對象。在革命前夕,許多人欲解散此一只增進少數特權者利益的體系。即使學院內部也不滿其等級制和慣例。攻擊繪畫學院的論點有二。第一,其等級、特權制度與政改理念不符。第二,學院的傳統教學模式不適合藝術家;按照Commune的說法,過去的單一師徒制使學生無其它選擇只能複製老師的風格,連缺點都一併接收。當局計劃讓博物館取代學院成為新進藝術家的教學機構。變革關鍵始於David開始有權主導藝術相關政策。帶領Commune des arts的David被選為國民大會議員,代表巴黎「博物館」部門,接著又就任於頗具影響力的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CPI)和Committee Public Safety(CPS)。
Commune在1793年秋天被Société populaire et républicaine des arts(SPRA)取代。SPRA的目標只在於促使民眾認同共和理念。藝術家只允許為共和政體服務。對SPRA來說,思考藝術家教育的問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去制定符合政策要求的藝術教育制度。擁護共和政體者看重視覺藝術的新生力量及視覺符號的傳達效力,藉由藝術使共和政體合法化,後代也能透過藝術認識到革命時期的豐功偉業。此一和過去全然斷裂的新政權需要一新的藝術風格。舊政權的藝術被視為是女人氣的(effeminate)且被貶低,因此不適合現代的年輕藝術家來學習。繪畫應展現共和政體的陽剛氣質,藝術家也附和政治家的此種觀念。
因而在這段期間,Commission des monuments被成立於1793年8月的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CTA)取代,且附屬於CPI。David也欲以Conversatoire of ten men取代Museum Commission;他的指責不但涉及忠誠之心,還鎖定兩個在委員會籌備博物館之始就極具爭議的問題:畫作的修復以及藝廊作品的選擇與陳設。極具爭議的畫作修復問題也成為「政爭」的焦點之一;因為若沒有維護藝術遺產的周全,將危及共和國身為進步先驅且彰顯啟蒙理想的自我形象。Museum Commission手下的笨拙修復行為即被批判,如重塗導致大師筆跡被掩蓋,還有清潔過度等問題。為此,David還拉攏Jean-Michel Picault和Lebrun來共同打擊委員會。另外在作品的選擇與陳設上,也涉及意識型態的問題。委員會所採取的兼容並蓄之陳列方式被David抨擊,是因為這會讓人想起舊政權貴族的cabinet,且對藝術家的學習無益。David一派認為,除了裝飾藝術和科學儀器,那些與現下品味要求不符的畫作皆要移除。他們還堅持博物館應該對公眾教育和共和國藝術家的養成有所貢獻,藏品需依畫派和時間順序來區分、安排。然而,他們所主張的更優教學體系卻無從與舊體系比較孰優孰劣。
當Conservatoire在1794年1月掌權時,成員都是David的人,即刻討論進行修復和藝廊裝置等議題。2月起,被認為不適合的藝術品將被移出藝廊。Conservatoire稱此一工作為「淨化」。此工作最困難的部份就在於決定作品的去留。像奢侈品、瓷器等物件很明顯在排除之列,但哪種繪畫會被放逐仍未確定。決定重點在內容而非風格。因此,那些無庸置疑的正典仍會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放逐。像Rubens的Medici cycle很明顯就是歌頌專制政權的作品,Conservatoire憂心這批畫作會觸發保王份子的情緒。其次,雖然風俗畫廣受巴黎公眾歡迎,如同受貴族收藏家和沙龍觀眾歡迎一樣,但是荷蘭和法蘭德斯作品中的低俗題材,卻與恐怖統治時期(the Terror)的博物館教化目的不合。在共和人士眼中,描繪農家庭院和小酒館的場景不能為年輕藝術家或市民提供良好示範。另一潛在問題是宗教畫。那些展現神蹟、像聖徒般的狂喜和殉難景象的作品,與政府壓抑「狂熱盲信」及崇尚理性的政策相互衝突。當然,若將這類畫作袪除在外,美術館中各時期、畫派的傑作將所剩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