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期,風德兄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清秀,不多言,獨來獨往,開朗而信心十足的「獨行俠」。
平時個跑個的教室,班上的郊遊和活動,風德兄參加的並不多,因此少有交談的機會。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在學校週刊上一篇介紹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的文章,於是主動與我談寫作,談文學並邀我為刊物寫稿,我寫了幾篇短文,也被刊用。有一天與他談到哲學上近讀的一本「社會現象學」(SOCIAL PHENOMENOLOGY)的新書,他深感興趣並且鼓勵我寫一篇介紹,於是我也興冲冲地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成稿。不意卻被審稿人退件,理由是:看不懂。
當然這件事我是蠻沮喪的,事實上,當時以胡賽爾、舒茲為主軸而發展的「實踐社會學」不但在知識界還很生疏,並且在那個行為學派當紅的年代,這種沒有實証和數據的調性也不易為人接受,況且我自已也是初入門者,因此隔了一兩天也就釋懷了。不料風德兄卻認為有愧於我,硬是要請吃一頓飯以安其心,在那個年代,對許多窮學生來說,上一次餐廳(記得是淡水老街上的「新陶芳」)吃「大餐」可真是要省下好幾天的自助餐「正餐」費,風德兄的情義至今難忘,尤其他說了一句話,更令我感覺到他溫暖而善良的一面,他對我說:「孟啟兄,你的那篇文章我拜讀了二遍,真的很精彩。唉!可惜的是我們卻被不懂的人管。」短短這句話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動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