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明的文明衝突論
前一陣子，荷蘭自由黨(PVV)國會議員Geert Wilders受邀出席其所拍攝影片在倫敦上議院的放映會。不過這位議員在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後，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再搭機返回阿姆斯特丹。英國政府提出的理由是，此人對英國的社會和諧乃至公共安全造成威脅，因此不歡迎其入境。
這位議員所拍攝的短片叫做Fitna，主旨在批判伊斯蘭教的可蘭經是一本傳播仇恨與恐怖思想的著作，而伊斯蘭教則是個暴力、野蠻、法西斯式的宗教。穆罕默德在他的片中則被描繪成像是希特勒般的極端份子。就Wilders的說法，荷蘭已經快被伊斯蘭勢力所吞併，清真寺將會多過教堂，那將不再是他們本來所熟知的國家。這種極端仇視伊斯蘭的言論，便是英國政府拒絕其入境的原因。
這起事件也再度引發了西方社會對言論與宗教自由的討論。荷蘭政壇普遍認為，英國此舉極為不當，這傷害了言論自由的尺度，也太看重Wilders的影響力。事實證明，後來參與那場倫敦放映會的人寥寥可數，乏人問津。事實上，Wilders所帶領的自由黨在荷蘭國會的150席中僅佔9席，顯然這股聲音並不具有太強大的煽動力，若他的到訪有可能造成英國社會和諧的裂解、進而造成公共安全的疑慮，的確太過抬舉他的影響力，不但幫忙了民粹的Wilders哄抬其政治身價，也顯然太不信任自己一向自豪的民主自由社會傳統。但歐美國家對自由信仰的堅持，在近幾年反恐之下，似乎愈來愈受到動搖。許多反伊斯蘭的言論也愈來愈多。
煽動民粹，尋找政治鬥爭的動力，一向需要建立假想敵。Wilders將其化做捍衛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代表，要保護荷蘭免於伊斯蘭教的侵害與掌控。這是個廉價而粗暴的二分法，卻是不少政客最愛使用的伎倆。事實上，這種依據文明區分敵我的分法並不罕見，前一陣子過世的美國保守主義學者杭廷頓便是發揚這個觀點的經典鼻祖。他聞名於世的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便是認為，在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的二元區分消失，原本以「意識型態」或「主權國家」為主的衝突形態會雖之結束。未來衝突的界線將會出現在文明與文明交界之間─現階段就是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個論點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知名度爆增，也深為前美國總統布希所賞識。他將攻打伊拉克形容為「聖戰」，便將美國的行動賦予宗教上的正當性。在共產世界瓦解之後的後冷戰時期，「伊斯蘭世界」正好填補了美國的假想敵空缺，成功塑造了新的二元對立，以繼續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擴張，更讓布希政府順理成章的在國內以國土安全之名利用國家機器侵犯市民社會與人權。
以穆斯林為假想敵的情況，這幾年在歐洲也屢見不鮮，這從各國日益緊縮的移民政策可瞧見端倪。而歐洲跟伊斯蘭之間的仇恨似乎也愈來愈大。2005年丹麥報紙的阿拉漫畫引起了不小的風暴；一樣以寬容自由社會聞名的荷蘭，近幾年的政治爭議也幾乎與反伊斯蘭言論有關。2002年極右派議員Pim Fortuyn、2004年製作人Theo van Gogh都因為反伊斯蘭的鮮明立場遭到極端分子暗殺，讓許久沒有暗殺案件的荷蘭社會震驚不已(儘管近代第一個被政治暗殺的人正是荷蘭的國父William Orange)。而英國這次拒絕Wilders的去訪，也顯見其對伊斯蘭這個議題的懼怕與敏感。連帶的，這種恐懼與世界觀衝擊到了西方傳統對自由主義價值的信仰，許多人權價值臣服於恐懼的威力，受到限縮或犧牲。
顯然，所謂的「文明衝突論」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這種觀點讓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顯得格格不入，觀點愈來愈平行，衝突愈來愈大，伊斯蘭移民似乎愈來愈不見容於西方社會，伊斯蘭極端教義派卻因此更大行其道。惡性循環底下，分屬兩個文明的廣大群眾都愈來愈恐懼、愈來愈不自由。法國學者Marc Crepon便撰書反擊杭亭頓的論點是「製造敵人的文化」，他認為杭亭頓刻意忽視文明交融的例子，也漠視文明豐富多元才是世界之所以美好的根源。這種被建構出來的假想敵，正在摧毀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互信與和諧。悲劇，於是這麼開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社會值得慶幸。我們沒有刀光劍影的血腥宗教衝突與文明對立。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乃至佛道教文明在這塊島上基本和平相處，相安無事。如同我一位在台灣的以色列朋友所言，她認為，這是住在台灣最幸福的原因之一。
跳脫不文明的文明衝突論，才能擺脫恐懼的牢籠，重拾真正的自由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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