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米修斯 對於江宜樺教授的回應

親愛的江老師：

我正靜靜的坐在台灣大學圖書館內，打著這封信給你。

坐在我旁邊的女生，打扮中性，耳朵聽著MP3，桌上是3G手機；然而，手中卻拿著一本厚厚的商朝歷史，瞅了她手中的書一眼，她似乎正在閱讀盤庚與商朝遷都之間的章節。圖書館中靜謐的氣氛，讓我連打字都透露著輕柔。

突然一陣急促的電話聲響起，一個中年男子在電腦區接起了電話，劃破原本空氣中充滿書香的寧靜。他毫不掩飾的以高分貝的聲音談論他的生意，似乎將圖書館當作論斤叫賣的的茶肆。四周圍的讀者開始面露出不耐的表情，空氣逐漸轉為焦躁，我站起身來，準備要去跟這位先生說點道理；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師大附中的男生已經走過去低聲的跟他說：「先生，圖書館內不可以講電話。請你掛斷好嗎？」；這位先生臉露羞赧之意，似乎不太能面對這樣的窘境，只得訕訕然的離開，留下了遍地對這位高中小男生的敬佩之意。

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我上課的場景。是什麼樣的教育，讓這個小男生可以勇於向一個跋扈的中年男子表達「圖書館內不能講電話」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呢？在過去我所受到的教育中，其實填鴨的方式居多。從國中開始，我就必須記誦冗長的中國文言文，從國一的「兒時記趣」；到高三的「虯髯客傳」，甚至大一以後還在聊齋誌異裡，談論蒲松齡的鄉野傳奇。我記得高二的時候，教官在課堂上高談闊論英國與美國對於中國在二次大戰中「無私」的幫助，我在底下跟教官調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被教官狠狠的拉到教官室訓了一堂課，我實在很羨慕現在的小朋友所能獲得的多元人格教育。老師，這才是您所強調的公民精神，不是嗎？

老師，身為您政治哲學的學生，我雖然沒親自上過您的課，但是我記得您曾經在博士班的入學考試中，曾經對我提出問題，討論公民共和的精神；您的自由主義思想與共和主義的論證，曾經那麼吸引我；然而，您在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卻深深的傷了我的心。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您對於政治的信仰或者對於某人的仇恨，竟然可以扭轉您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

您在文章中提到，「民進黨…將責任政治限縮至總統究竟有無「直接」收受禮券的文字遊戲上，可以說是對憲政民主原則的徹底曲解。這種做法，跟戒嚴時代國民黨政權的「濫權」本質並無二致。」。然而，憲政民主除了「權力必須受到限制之外」，尚有「依法行政」之概念。在您的課堂上，曾經提出蘇格拉底的「公民不服從」概念。蘇格拉底認為，真理高於法律，法律只是過渡性的手段，真理才是目的。因為服從法律、有了秩序使人易於接近真理。故當法律抵觸真理，公民有批判反思的權利。問題是如果每個人都不守法，都過度膨脹認為自己追求的都是真理，那麼國家、秩序會因此崩解。所以他一方面不服從國家命令，又以身殉接受法律正當程序的制裁，目的要使大家注意反思國家與法律是否有不當之處。因此，民進黨的說法或許無法說服多數人，但是，這卻與過去國民黨的「濫權」有天壤之別。如果陳總統欠缺客觀的合法性，當然可以令其下台，就如同國民黨過去的濫權一般；然而如果是欠缺主觀正當性的問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正當性認知，如何要一個客觀選上的總統下台呢？為什麼，您在課堂上的說法，與現在您的言詞，卻是南轅北轍呢？難道您忘了蘇格拉底嗎？

老師，我知道這封信永遠到不了您的手，畢竟，中國時報不可能給我這樣的機會與您對談。但是，身為跟您一樣教授思想史的後生晚輩，仍然卑微的希望您，可以收起您對於特定執政者的憎惡，而以您對於自由主義一貫的主張來論證。當您在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思想史，而以這樣的職稱發言的時候，代表的其實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學術良心。您有許多的同僚不務正業，進了系上以後，就以參與政治為樂，論文數量與質量卻都乏善可陳，所以我希望您永遠是我敬愛的哲學家，而不是一個幫助特定政客的學者。


附錄：【江宜樺老師】 龍小姐，您誤解了民主憲政 8/29中國時報民意論壇版
　　自從施明德先生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台灣社會再度呈現倒扁／挺扁的對峙與抗衡。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張陳水扁總統下台的聲音中，有人以「人民運動偏離憲政制度」為由，表明不支持捐款或示威；而倡言總統不必下台的聲音中，也不乏批評第一家庭所做所為已重創憲政民主精神者。那麼，陳總統的做為是否已達「理應下台」的憲政標準？百萬人民靜坐倒扁是否仍屬憲政民主體制內的公民實踐？
　　要清楚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理解憲政民主的意義。憲政主義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節制」。此一觀念是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基石，孕育了當代憲政民主所有重要的制度設計，包括言論自由及集會結社權利的確保、統治權威必須建立在人民的同意、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以及法律主治原則等等。
　　正因為憲政理念乃是民主的根基，所以不僅內閣制／總統制的討論屬於憲政問題，連同性戀者有無婚姻權、賦稅制度能否交付公民投票、國家領袖能否下令監聽反對者的電話通訊等，也都是憲政民主必須應對的挑戰。如果一個民主國家能妥善回應現實憲政難題的挑戰，就能增益其民主深度；反之，則會變成負面教材，減損其既有的民主文化資產。
　　關於陳總統應否去職的憲政問題，早在親綠學者的七一五聲明中就有清楚的說明。「總統」這個職位預設一定程度的人民信任與道德威信，當陳總統因本人及其親信涉及種種弊案，而顯然無法繼續有效領導國家時，他應該主動辭職下台，以建立台灣民主發展所需之範例。此一訴求既非針對陳水扁個人而發，更非泛藍勢力三一九心頭遺恨的延續。然而，陳總統及民進黨領導階層卻刻意迴避此一挑戰，以「弊案尚未及身」、「道德訴求是封建思惟」、「辭職不能解決問題」等似是而非的託辭企圖卸責。就其反覆強調「一切依照法律規定辦理」，而將責任政治限縮至總統究竟有無「直接」收受禮券的文字遊戲上，可以說是對憲政民主原則的徹底曲解。這種做法，跟戒嚴時代國民黨政權的「濫權」本質並無二致。
　　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興起後，陳水扁統治國家的正當性益形減弱。然而，由於國人普遍認為陳總統絕對不會放棄權位，並擔心政治激盪所可能帶來的社會不安，於是轉而質疑靜坐抗議是否有利於台灣民主發展。龍應台小姐的文章是此中意見之代表，她認為程序合法、謹守規範的群眾運動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慷慨激昂、衝破體制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則不宜發起。龍小姐的憂慮與審慎自有道理，可是她將民主的能動性解釋為四年一次的定期改選，並將大規模靜坐抗議說成是「在民主體制裡沒有一席之地」的人民革命，實在是對憲政民主的誤解。
　　憲政民主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而不是「濫權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憲政主義要求我們檢視集會遊行法有無違憲，而非要求我們順服於具有違憲嫌疑的惡法。如果只因為台灣已經將選票普及於每一個人，而國會議員已經全面且定期地改選，就要求人民不該再有上街頭抗議的念頭，那顯然是低估了維繫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動能。如果只因為憂慮群眾運動必然具有的非理性性格，以及群眾運動所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安，就想徹底否定群眾運動在民主體制中的地位，恐怕會掉入霍布斯式專制主義的思惟。無論如何，筆者很難想像「靜坐」的群眾如何能「衝進總統府」？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如何能完成「流血的革命」？而靜坐前還拼命在訓練義工維持秩序的人民運動，為何要去為軍警的武力鎮壓及不特定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衝突負責？
　　的確，施明德先生那句「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的狠話聽來十分令人不安。但是除非奇蹟出現，「倒下」的應該是因長期露宿街頭而體力透支的施明德。群眾運動鮮少成事，尤其在台灣這種日益功利化的社會尤難成事。如果我們連這種符合憲政民主精神的群眾運動，都還要像內政部那樣以曲解法治的歪理來加以恫嚇，或是像龍小姐這樣以誤解民主的說法來加以勸阻，那就真不知道我們想要培養、想要建立的是怎樣的民主政治文化了。施明德曾說這場運動可能是他的「黃昏之戰」，然而筆者擔心的，並不是倒扁運動會不會成為施明德個人的黃昏之戰，而是它會不會也是台灣民主的黃昏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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